“官本位”价值理念的根源及消解路径——基于环境——价值——制度的分析

官本位成为一种价值理念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形塑,而这一权力价值观的实现又有一定的制度做支撑,官本位与人事行政的公共性、服务性要求相去甚远。本文运用环境——价值——制度的分析范式,探讨官本位形成的根源及其内在危害,并从环境改造、价值重塑、制度建设三维关系中提出官本位的消解路径。     

“胥吏”与“武士”——中日传统社会警察前身的文化比较及启示

中日传统社会基层警政职能的执行者有所不同,在中国主要是胥吏,日本则是武士。不同的文化形态产生了不同的职业伦理道德,并对今天的警察职业文化产生影响。胥吏遵行的明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官德,暗则遵循功利性的民间江湖价值理念,日本传统武士遵行的则是＂知行合一＂的武士道精神,它们分别对近代两国警察制度的建立形成影响。通过两者的文化差异比较,汲取日本警察文化中先进的文化思维能促进我国警察文化的建设。     

自我知觉理论在大学生村官问题中的应用初探

尽管金融危机以来,迫于就业压力,许多大学生都想加入＂村官＂的行列,但农村工作的现状却令不少大学生村官开始犹豫当初的选择。如何培养一批＂愿意去、留得住、干得好＂的村官已经为各界关注。只有从自我知觉层面出发,对大学生村官的自我概念、自我效能感进行分析,解决大学生村官的思想问题,坚定他们的工作信念,增强信心,促进大学生村官健康成长,才能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从社会失控理论解读民警职务犯罪

民警职务犯罪对社会破坏力极大。依据社会失控理论的紧张论，现阶段民警欲求不达和心理压力大是主要的紧张源，这两个紧张源促成了犯罪心理的形成；依据社会失控理论的控制论，民警自身内部控制力不强以及执法监督不严，法律打击不力造成的外部控制力不足，是形成民警职务犯罪的内外作用力。     

官本位的成因及其消除对策

＂官本位＂的本质是以政治权力为中心,对政治权力的向往、追求以至崇拜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官本位＂仍然根植于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处,极大地阻碍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健康发展,严重削弱了党和国家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影响了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能力的提高。＂官本位＂产生的原因具有复杂性,消除＂官本位＂的主要任务具有长期性、对策措施具有综合性。     

中国古代监狱职官制度考

中国古代监狱职官制度是中国古代监狱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发展和完善标志着中国古代监狱制度与刑罚制度逐渐走向文明。中国古代监狱职官制度奠基于奴隶制时期，发展和完善于封建制时期。中央和地方行政官吏统辖司法、狱政大权，此乃中国古代监狱官员制度一大特点，这对后世之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影响深远。     

异地为官抑或改流归土——基层官员任职地域回避制度剖析

基层官员任职地域回避制度是我国古代的政治智慧。然而，在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化的今天，到底是坚持“异地为官”还是转为“改流归土”，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考量地域回避制度的设计初衷和现实效果，认为当前的异地为官制度不仅没有发挥制度设计初衷的有效作用，而且还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这阻碍了县政改革和基层民主的发展。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职务犯罪防控

现阶段土地流转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而公权力的不当介入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机会。在反租倒包、以租代征、承包经营权入股等流转形式中基层权力主体的职务犯罪形态多样,这些犯罪行为具有主体复杂、手段隐蔽、阶段性明显、发现率低、查处难度大等特点。为此,需要从源头上加以防范,从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督等方面加强对此类犯罪的防控。     

增强公务员培训实效性的路径选择

公务员培训是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的一项重要工作,而实效性是检验培训质量的标志。针对公务员培训中实效性不强的问题,应从把握公务员培训特点、创新培训理念、明确培训目标、整合培训方式方法、改革培训体制、提高培训内生动力等方面入手,切实增强公务员培训的实效性。     

Old bottle new wine?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aid in Africa 1956–2014

Abstract

China’s aid is frequently portrayed as a challenger to established Oversea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norms, but it is unclear when the distinct ‘Chinese-model’ of aid emerged and how it has evolved over time. Using new historical data on Chinese aid in Africa and the case of Ethiopia, we have three main findings. First, China developed a distinct model of mixing ODA-like aid and commercial forms of economic engagement only after the mid-1990s, reflecting institutional reforms for allocating and managing foreign official finance. Second, social sectors have played a much greater role in China’s aid programme than is commonly perceived. Finally, Chinese aid to productive sectors has changed substantially whereas in social sectors it is relatively consis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