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中妨害公务罪的法教义学解析

为了个人自由而抗拒防疫管控,是对国家公务活动正常秩序的公然侵犯,具有法益侵害性。对于妨害公务罪之"暴力、威胁",应结合其侵害法益、实务经验予以合理界定。参与疫情管控的基层工作人员能否作为妨害公务罪之对象,需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紧扣从事疫情防控职权之公务性质深入分析。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不当防疫措施的,因防疫执法之合法性丧失,不构成妨害公务罪。行为人对防疫执法行为合法性的认识错误,属于对构成要件的事实认识错误,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     

美国行政法上案卷排他性原则分析

美国的案卷排他性原则起源于著名的第一摩根案件,该案确立“决定者必须听证”的原则,指出决定者只能以在听证中所确定的事实来作为决定的依据,而不能根据听证之外的事实材料。该原则司法审查中就体现为案卷是法官审查行政决定是否合法的唯一依据,即只能审查作决定当时考虑的相关事实,而不能把作决定之后新的事实、材料作为审查依据。     

“差序格局”给公务员带来的责任困境分析

"差序格局"给公务员带来了责任困境。在工作场景中,"团体格局"与"差序格局"的并存造成了公务员责任界线的模糊;在社会场景中,社会结构的转型使公务员面临着两难选择。要走出困境,就要摒弃"自我主义",构建理性官僚制组织并培育健康的社会文化。     

职务犯罪预防措施二题

职务犯罪在行为人的主观状态、犯罪手段、社会危害性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性。职务犯罪不仅会削弱人们对公职人员的信任 ,降低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并且容易产生示范效应 ,导致恶性循环。因此 ,加强职务犯罪的预防和控制研究 ,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上都具有现实意义。     

对官文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理性审视

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的独立性上来看,政治控制着文化,文化是实现政治统治的利器。从文人的精神趋向上来看,文人把做官作为从学的最终目的,把读书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而对人民大众,则实行"牧民"、"愚民"的政策,普通大众形成奴性思想,依附型人格。于是形成文化屈从政治的传统,文化始终没有达到独立自觉的地位。因此,新时代的人民文化必须彻底地批判官文化,实现由官文化向人民文化的转变。     

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中的若干问题及对策

大学生＂村官＂政策作为一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长远战略,具有重大意义。在其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大学生＂村官＂自身能力不足、相关法律法规与配套机制不完善、社会环境及农村具体工作环境复杂等问题。各部门应加强对大学生＂村官＂的思想政治教育,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管理体制,整合多方资源,积极探索更适合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发展思路,促进大学生＂村官＂的科学化管理。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与社会管理创新

农村基层组织职务犯罪的上升趋势,反映出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出现了一些问题。基层干部人员素质较低,监管力度不够,财务管理混乱等主客观因素是犯罪率上升的直接原因。因此。必须加大社会管理创新力度,认真贯彻落实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通知》,形成全方位预防“村官”职务犯罪的监督体系。     

论行政滥用职权司法审查的界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将滥用职权作为法院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定理由,在行政权不断扩张的今天．该规定的内容使得司法权可以对行政主体的栽量活动进行审查,为防止行政权行使的肆意提供了司法保障。但是在我国当下的现实中,行政法学界对“滥用职权”的内涵与表现形式等基础理论研究存在较大争议,形成多种不同的观点,相对一致的学说理论没有形成;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也没有对“滥用职权”进行准确定位,进而导致在司法审判中,法官对“滥用职权”的标准难于把握,不能、不愿也不敢适用“滥用职权”而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笔者试从“滥用职权”的不同认识出发,梳理之间存在的核心争议点,进而根据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分权制衡,界定滥用职权司法审查的界限与深度．以期明晰在司法审查中法官需要把握的适用标准。     

论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1+X"模式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构成应采用"1+X"模式.在"1+X"模式下,"1"指矫正官,是专职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国家公务员,主要从事社区矫正过程的刑罚执行、行政管理等工作."X"指除矫正官以外的工作人员,包括司法社工、社区矫正志愿者等,应由社会组织担任,主要从事社区矫正过程中的服务性工作.     

对大学生“村官”制度的若干思考

大学生“村官”制度建设是大学生“村官”政策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有力保障,本文在大学生“村官”政策产生背景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其制度层面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能够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大学生“村官”政策,加快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