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法医DNA鉴定证据的采信

从1985年法医DNA鉴定技术首次应用到法庭科学以来,法庭科学获得了质的飞跃,改变了以往法庭科学检验只能"否定"不能"认定"的历史。利用法医DNA鉴定技术,可以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由于其鉴定结论的认定概率几乎接近100%,所以该鉴定结论被认为是铁证。但作为鉴定结论的一种,笔者认为,它不能优越于其他证据,决不能盲目夸大法医DNA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只有符合采信标准,才能作为定案证据予以采信。     

刑事侦查价值论纲

侦查价值的确立,是侦查目的、侦查原则、侦查行为等一系列原则制度确立的基础。对侦查价值如何回答,以及回答的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侦查中其他制度是否正确的确立,关系到个人基本权利和价值是否得到认可和尊重,关系到国家的刑事政策是否能得到实现。     

完善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几点建议——与日本司法救助制度的比较

诉讼救助制度是保障当事人接近正义的客观需要,也是当事人的一种诉讼权利。我国应建立相应的司法救助申请救济制度,对于驳回的司法救助的申请应允许当事人上诉。     

关于行政行为与民事行为共同侵权案件的几点思考

对于行政行为与民事行为共同侵权案件的审理,现行立法尚无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的争议和盲点.行政行为与民事行为共同侵权案件的性质、特点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决定了这类案件可以适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进行审理.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应充分行使释明权,分两个层次三个部分进行全面审理,适用统一的过错责任原则以及准确划分侵权人的赔偿责任.     

转基因技术对植物新品种保护之影响及对我国立法模式之启示

在知识产权领域,转基因技术在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上引发诸多争论。转基因技术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带来了法律上的利益分配争议。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模式,无论是专利法保护、特别法保护,抑或是两者并存的“双轨制”保护,都要取决于相关政策因素及利弊影响的权衡和取舍。就我国的现状而言,特别法更有利于植物新品种的保护。     

“诉调对接”的法文化探析

诉讼与调解对接机制在我国有其历史传统。它是熟人社会的要求．国家法与民间法契合的产物，无为而治思想引导的结果，也是诉讼成本高昂、调查取证困难、司法对秩序控制的必然结果，诉调对接传统对当代法治秩序构建有启发意义，表明法治不是解决纠纷的最佳手段．解决纠纷必须关注文化传统，纠纷解决方式是演变的结果，非刻意的主观设计。     

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法律制度的缺陷及其立法建议

我国现行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存有明显的缺陷与漏洞,从职权上看,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力缺失,缺乏对民事、行政案件进行立案监督的条文规定;从监督范围来看,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过窄,不利于监督权的行使等。针对现行制度存在的不足,只有尽快从立法上解决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所面临的窘境和困难,赋予检察机关相应的民事审判监督权和行政诉讼监督权,完善民事审判监督和行政诉讼监督程序,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的有效监督。     

调解、诉讼与公正——对现代自由社会和儒家传统的反思

调解作为一种解决纷争的做法和制度 ,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尤其是儒家法律文化的重要部分。在现代法治社会中 ,调解否已经过时 ?本文首先介绍中国的调解传统的哲学基础、理论和实践 ,然后从现代自由主义和法治理想的角度 ,对传统的调解提出批判。本文进而指出 ,调解在当代的中国以至西方仍有顽强的生命力 ,西方学者对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另类选择”之一提出了多种理论依据 ,其中不少与儒家传统的睿见不谋而合。本文的结论是 ,经过“创造性转化”后的调解理论与实践能对现代文明作出贡献 ,由此可见 ,传统文化遗产在现代仍是十分宝贵和有用的资源。     

行政诉讼中的诉之利益理论

诉之利益理论是诉讼法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在行政法学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诉之利益是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纠纷时,需要运用诉讼予以救济的必要性。对诉之利益的把握,关键是对利益的界定。不同的行政诉讼种类,诉的利益的认定不同。诉之利益是一个与诉、诉权、原告资格和受案范围密切相关的概念。在行政诉讼中,它发挥着判决形成权利的机能。     

简论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律师这一新生群体正以崭新的职业形象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然而,在社会整体法治水平尚不尽如人意的当前,律师执业的实际状况不容乐观,尤其在刑事诉讼中,律师执业更是如履薄冰,举步维艰。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中的依法执业权屡受侵犯,仍然存在着会见难、取保难、阅卷难、调查难及维权难等问题。法律的不完善、司法机关的歧视以及有关部门的偏见是造成律师参与刑事诉讼诸多难题的原因。建议通过尽快赋予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认真落实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规范工作制度,防止司法腐败等措施来对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加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