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满释放人员社会安置论略

在现代社会中,刑满释放人员是兼具弱势性与风险性的特殊社会群体。加强刑满释放人员社会安置工作,不仅有利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顺利进行,而且也是体现人文理念的现代社会之必然要求。建国以来,我国刑释安置就业政策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演变过程,考究刑释安置工作的历史并分析其现状,感觉喜忧参半,任重而道远。     

世界银行“办理破产”指标与我国的应对思路——以“破产框架力度指数”为视角

世界银行建立了包括抵押品止赎制度、绝对顺位规则、债权人控制权制度以及破产程序的时间、花费、持续经营指数在内的一系列衡量指标来判断一个经济体"办理破产"能力的强弱。我国尽管在2019年初通过发布司法解释的方式补充和完善了相关评价指标,但因出台时间仓促,加之几项重要的制度性规则仍停留在《企业破产法》的立法层面,导致我国仍有多项失分。我国的应对措施应当包括:当前在司法解释层面尝试债权人会议推荐管理人的做法,重视债权人会议对管理人工作绩效的评价;未来在破产法修改层面落实债权人会议对管理人的直接选任权。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类犯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类犯罪为法定犯。但由于行政法、刑法以及司法解释关于野生动物犯罪相关规定存在一定的冲突,特别是在动物保护等级、保护对象、升档标准等方面,导致司法实践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众多困难。而在司法实践中,关于动物犯罪案件司法鉴定、主观明知、违法性认识、证明标准等方面也存在不同的观点。     

履行迟延的合同解除规则释论

针对主给付义务的履行迟延,符合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第4项的构成要件即可解除合同。符合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之情形,直接落入“主要债务”的文义射程。合同解除法上的广义附随义务囊括了传统“债法上之义务群”中的狭义的附随义务与从给付义务,只有迟延履行广义附随义务不符合合同目的,方落入“主要债务”的射程,此时需将“主要债务”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在履行迟延中,应将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4项作目的性限缩解释,并可采用类推适用违约损害赔偿的可预见性规则予以适用。就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之判断,以公式来表明,即为“重大违约(需结合个案判断)+并非债务人订约时不可预见或不可认识(当事人主观标准+理性人标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可预见性的判断时点为合同订立时。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举证责任原则上由主张根本违约之一方当事人负担,但在如合同已明定给付日期等无争议之重要事项之场合,当事人无需负担举证责任。履行迟延中的合同解除权之发生不以债务人的可归责性为必要。在解释上,应当认为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适用于非定期行为,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4项适用于定期行为。关于相对的定期行为之成立,除有“履行期日严守”要件之外,还须结合合同目的予以判断。     

新发展格局与“发展型法治”的构建

在我国开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发展阶段,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不仅需要经济上的谋划,也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有力推动。其中,经济法作为典型的"发展促进法",对"双循环"的四大环节及其赖以存续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均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审视经济法对"双循环"的促进和保障,有助于揭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发展型法治"的内在关联,以及更为具体的"问题—价值—制度"之间的逻辑联系,由此可以说明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应的"发展型法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在制度建设方面应兼顾的"安全与发展"价值,从而不断推进发展导向型的良法善治,这尤其有助于推进我国整体法治的完善,丰富法治理论和经济法的相关理论,推动新兴的"发展法学"的构建。     

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基本方法

进入新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多重特征,体现其发展的新意义,也是现阶段发展的必然趋势所在。需要从确立科学态度、培育有效载体和创新实现途径三个层面进行深入性的探讨,从而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中小城镇发展问题的反思与转变

分析我国城市发展“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大发展”、“小城镇,大战略”转变历程,反思中小城镇发展问题的战略路径,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重新回归到研究增强中小城镇发展问题上。依据城镇规模等级体系理论,研究得出了中小城镇建设在城镇体系结构和城镇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作用,提出了加快中小城镇建设发展的思路,地方政府要优化公共服务,统筹城发乡展,更好引导发挥企业和居民“以足投票”的作用,为完善城市体系结构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     

论中国政府的服务性

在政府服务性概念的基础上探讨中国政府服务性的发展阶段、形态、内容与性质问题,分别考察了“为人民服务”与公共服务两种形态的政府服务性的价值、理念、实现形式和特征;区分了政治本位的政府服务性与公众本位的政府服务性,以及这两种服务性对于政府服务实践的影响;指出从政治本位的政府服务性向公众本位的政府服务性转变体现了中国政府服务性的进化,因而具有积极的公共行政和政治意义。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与党风廉政建设

深化内部治理结构、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既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全面推进高校综合改革的重要保障。高校腐败现象发生的根源在于权力配置和责任不清晰、权力约束机制不健全、权力监督问责弱化等问题。制定和实施大学章程,推动大学治理现代化,从源头上规范、制衡、监督权力,从根本上促进高校党风廉政建设,这也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走向成熟的标志和必然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乡统筹的内在逻辑及耦合路径

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既是中国农村发展的两大主题,也是驱动中国城乡统筹发展及现代化建设的两个巨轮。愿意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新农村建设的内生动力,实现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在县域城镇的市民化梦想则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标尺。政府创造条件响应其诉求,是城乡统筹的实践突破和人文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