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地区农民工政治信任状况的实证研究

我国农民工的数量极其庞大,广州地区是我国农民工重要的集散地。广州地区农民工的政治信任呈现出三大特点：政治信任的水平与信任客体的层级正相关、政治信任的认知基础比较模糊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信任度较低。这一状况容易导致广州地区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为此,我们需要采取以下措施来提升其政治信任度：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拓宽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渠道,加强对农民工信任网络的整合,发挥电子媒介的政治传播功能。     

转型期我国工人利益表达方式及特点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结构和利益的分化不断加深。政府代表全体公众利益的前提是其利益能够充分表达,不同群体的利益能够被充分地反映。但现阶段工人利益表达存在着被动性、非组织化、非制度化和分散化等问题,这不仅导致了劳资关系失衡,而且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当前利益格局调整的关键时期,强化工会利益表达功能是通过社会利益均衡机制维护工人群体利益的一种重要方式。     

对高校科技工作者党建工作问题的分析与思考——以北京部分高校为例

本文依据实证数据分析当前高校科技工作者党建问题。调查发现高校科技工作者党建工作存在动力短缺化、动机功利化、思想非政治化、机制固态化、队伍单薄化、方式滞后化等问题,这些问题源于高校科技工作者对社会转型认知不足、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施虐、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对党政治认同感的降低、管制型党建理念的制约、队伍建设重视不足、忽视网络技术党建功能等因素的相互交织。应从提高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认知能力、开展西方现实国情教育、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巩固党在高校科技工作者的政治威信、重视高校党建队伍全面发展、建构服务型高校党建工作理念、推行电子党务建设工程等方面下功夫,促进高校科技工作者党建工作有序发展。     

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责任的法理基础和法律依据探析

农民工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从法理基础上说,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责任是人民主权原则的要求,是社会契约的要求,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实质平等的基本前提,是"看得见的正义"的内在要求。从法律依据上说,我国宪法、法律法规等从不同方面规定和体现了对农民工进行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     

张太雷的农民革命思想

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党员之一,他关于农民革命思想的论述颇有建树。他最早提出农民是永久盟友的结论,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的思想,提出了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初步探索了农民运动发展的道路。张太雷的农民革命思想对我党早期农民运动理论的形成和农民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探析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庞大的群体已经引起中央的重视。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的自卑、孤僻、逆反等不良心理，我们必须通过打破体制性障碍，探索有效的教育途径，发挥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合力作用等对策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     

公共参与的基层实践：农民自治组织的培育及其发展困境

提要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管理上具有参与多元性。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经济力量的成长对政治权力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农村民间组织尤其是经济合作组织大量涌现，其发展势头日益上升，逐步体现参与和监督精神，有助于公共性的发扬，为农村公共社会的培育构造着新的组织网络。     

社会变迁中的农民工与现代化启蒙

媒介是加速个人和社会现代化的强大工具，农民工从媒介稀少的农村走向媒介繁多的城市，自身面临着由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转型的巨大困境。对农民工群体开展以“使用媒介”为重点的媒介素养教育，可以担当对其进行现代化启蒙的重任。在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中，可以依靠各大学中存在的学生志愿者组织或社会实践团体开展实验性行动，并通过农民工与乡村社会的天然联系发散影响，带动提高媒介的有效覆盖面和深度普及率，从而加快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健全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研究

作为农民工内部代际更替的产物，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农民工大军的主体。与第一代农民工一样，新生代农民工为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以劳动力转移的方式推进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但是，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状况令人堪忧。健全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推进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我们从主观能力提升、渠道拓展、制度化和组织化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等方面做出努力。     

中国"民工荒"的制度成因与行为分析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和实证分析,剖析“民工荒”形成的制度根源和行为诱因,校正了以往对“民工荒”的一些认识偏差,提出正规与非正规制度性异地歧视、技工培训制度构建滞后和超经济因素对民工行为选择的影响也是产生“民工荒”的重要原因,并由此提出若干治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