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排斥到融洽：外来农民工社会关系嬗变——以宁波为例

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既是一种经济活动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宁波市针对外来农民工在流入初期的社会排斥现象进行了制度改革，使外来农民工获得了平等的社会地位，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关系得到了健康发展。宁波的实践说明：外来农民工社会关系嬗变，既需要制度设置、政策安排等社会外置性条件的改革，也需要外来农民工的主体后致性因素的提高，双方良性互动，才能较好地达到社会融洽。     

权利的张扬与追寻——2006年中国权利问题研究综述

2006年的中国权利研究,著述颇丰,学术研讨频率密集且范围广泛,呈现了多元化、立体化的趋势。人权研究生机勃勃,平等权是当下社会生活和权利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农民、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则是与平等权密切相关的热点问题。传统的权利研究继续深入,新兴权利的研究与日俱增,权利本位理论正在向现实论证扩展,有关权利的理论日益丰满。     

关于农民宪法权利的几点思考

农业、农村、农民是我们当今社会面临的问题。中国要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必须赋予农民以真正的宪法关怀,保证农民基本权利的实现。迁徙自由、接受教育、平等选举、结社自由就是这样的基本权利。     

论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1+X"模式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构成应采用"1+X"模式.在"1+X"模式下,"1"指矫正官,是专职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国家公务员,主要从事社区矫正过程的刑罚执行、行政管理等工作."X"指除矫正官以外的工作人员,包括司法社工、社区矫正志愿者等,应由社会组织担任,主要从事社区矫正过程中的服务性工作.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问题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新兴的群体,是实现构建和谐社会伟大战略的重要推动者。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将呈现一个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在多元文化、经济收入、社会制度、自身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在思想文化、娱乐文化、科技服务、社会交往等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却难以得到满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社会、企业以及新生代农民工主体等多方面共同努力。     

我国“公务员热”的效应分析及政策建议

当前“公务员热”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一现象一方面有利于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为此,必须通过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完善公务员制度建设、转变政府职能等来规避这一现象的负效应。     

当代中国农民两重性分析

当代中国农民对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他们身上既有先进和积极的一面,也有保守和消极的一面,他们既对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高兴,也对收入差距的拉大而不满;他们市场经济的意识明显增强,但法律意识仍比较淡薄;他们虽然拥护党的方针政策,但对一些涉及到个人切身利益的政策也有抵触情绪;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明显提高,但思想道德素质又有缺失;他们的民主政治意识增强,但责任义务意识薄弱,其中既有外在原因,又有内在因素,只有采取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步伐等综合性措施,才能取得较好成效。     

权利空间的拓展——农民迁徙自由的宪法学分析

迁徙自由是人们追求幸福、实现人生价值和目标的“复合性”权利,它在整个宪法权利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以限制迁徙自由为实际内容的户籍制度,造就了不公正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阻隔着人们以自由迁徙的方式完成“地缘的结合”和“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并直接形成了与宪政精神的抵牾。迁徙自由体现着对人的价值的宪政关怀,它为农民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及其权利的拓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瓦解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并祛除由此而生的城乡歧视、城乡差别提供着制度上的契机与可能。同时,以农民为主体的自由迁徙有助于形成政府间竞争博弈的宪政权力结构,有助于形成宪政所必需的公民意识和政治理性。只有当农民以具有完善人格和个人理念的“自由公民”形象出现并真正成为政治关系的完整主体时,才能为宪政和法治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西部地区减轻农民负担和增加农民收入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负担主体逐步由集体转移到农户,使农民对负担的感受变得更为直接,农民负担重是全国现象,西部地区农民负担不平衡问题更为突出。制约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增加农民收入与减轻农民负担二者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减轻农民负担就是保护农民利益,也是增加农民收入,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协调农民收入和农民负担关系时,关键是要找准二者的结合部。     

论“首要标准”背景下社区矫正工作者的能力建设

社区矫正质量的高低,关键看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综合能力的高低。由于当前诸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整体能力偏低,影响了罪犯矫治质量,不能适应首要标准的要求。落实首要标准,全面提高矫正质量,必须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常规管理能力、公正执法能力、教育矫正能力、创新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