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因果关系研究

因果关系是指行为与结果之间决定与被决定、引起与被引起之间的关系。在刑法中,将某一结果归咎于某人的时候,往往需要查明其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因果关系在定罪中具有重要意义。但并不意味着可以过分夸大因果关系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此外,要正确认识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应从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两方面进行考察,而不应纠缠在必然性与偶然性这样一些哲学问题上。     

对绑架罪中绝对确定法定刑条款的思考

我国刑法在绑架罪中规定,绑架＂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和＂杀害被绑架人＂处死刑。这种绝对确定的法定刑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有利于司法的一致性。但是,绑架＂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和＂杀害被绑架人＂分别包含不同情形,二者相互之间及其不同情形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等不尽相同,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应当采取完全相同的法定刑。绑架罪中绝对确定法定刑应当进行修改,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从而更好地实现司法正义。     

虚假广告罚款责任探析

虚假广告行为的负外部性和私法责任的局限性,决定了完善虚假广告罚款责任是必要的。文章在分析虚假广告罚款责任存在执法资源配合,罚款数额的确定和罚款去向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执法主体法定化,确立罚款标准及建立罚款返还受害者制度。     

论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

处分原则反映了民事诉讼的特点,使之明显区别于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要正确处理处分权与审判权的关系,完善民事诉讼法的处分原则.     

依法行政理念的历史溯源与现实启示

依法行政理念的形成与历史演变蕴涵着法治的价值诉求和主旨的转变,核心是实现由＂控制行政权＂到＂保障行政权有效行使＂。依法行政理念的演变不是价值变迁,而是价值关注点和思维方法的转变。我国要实现依法行政就要处理好＂控权＂与＂行权＂或＂有限＂与＂有效＂相结合的问题。     

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问题的探讨

我国刑法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在量刑上采取"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确立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司法实践中,应当从多个方面落实刑法规定的量刑原则,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从宽处罚,如不适用死刑、适用轻刑化量刑原则、对犯罪情节轻微者免予刑事处罚、尽量适用缓刑以减少关押、正确合理地适用附加刑等。     

人格刑法论引入量刑活动探究

目前,刑法中的人格问题越来越受到刑法学界的关注。但至今人格刑法论与刑事诉讼法的结合点仅局限于审查起诉阶段的＂缓起诉＂;刑事和解的正当性论证也仅局限于恢复性司法等理论。将人格刑法论与刑事和解结合起来研究的甚少。文章以人格刑法论理念为切入点,将人格引入量刑活动中来论证刑事和解的正当性。     

三通背景下两岸区际海事法律冲突

自2001年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先后加入WTO以来,两岸实现三通乃是双方责无旁贷的义务。尽管从2000年修改后的台湾地区＂海商法＂各方面着眼,两岸海事法律领域日趋接近,并渐与国际接轨,但针对两岸海事冲突依然存在的现状,以两岸海事法律冲突独特性为切入点,参考国际通行区际法律冲突解决模式,进而提出实体法融合和特别法先行的具体冲突解决模式,以期为两岸海事规范冲突的早日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启示。     

"错案追究制"的理性思考

错案责任追究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司法人员的责任意识 ,遏制了司法腐败 ,促进了司法公正。但在实践中也出了许多问题 ,究其原因是因为该制度本身存在着疏漏与不足。文章在深入分析错案追究制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及原因后 ,提出了对策。     

论以批准作为生效条件的合同

在我国民事立法中,批准是某些合同的生效要件。合同经批准生效的立法构造在司法实践中引起了一定的混乱。尽管司法解释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但还是无法彻底克服以批准作为合同生效条件所带来的弊端。尤其在合同订立后至批准手续办理完毕之前以及合同因客观原因无法得到批准的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将会因合同不生效而不存在基础法律关系。因此,批准不应当被规定为合同的生效要件,急需在立法上进行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