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财政预算的法律效力——基于财政立宪主义的理论视角

财政预算具有何种法律效力，此为当今财政宪法上重要问题之一。在德国，财政预算主要是一种“授权性规范”，虽具有“限制支出最高金额”之“拘束效力”，但人民不得据此主张权利。而在美国，参众两院的“拨款委员会”依据国会的预算方案举行听证，并由其下设委员会通过具体的拨款法案，该法案具有强制支出之法律效力。在制度形式上，我国的财政预算与美国颇为接近；但是因其缺乏充分的保障机制，故而难以遏制违反财政预算的行为。今后，我国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通过行使监督权等方式来强化财政预算的法律效力，亦可通过建立“纳税人诉讼”等制度适当扩张财政预算的外部效力。     

论管制刑的适用与完善

管制刑是主刑中最轻的刑种,它是针对犯罪较轻、认罪态度较好并且不需要关押的犯罪分子而专门设计的。由于没有规定违反管制刑的后果或处置措施,管制刑没有足够的约束力和严肃性,从而导致管制刑被虚置的情况发生。管制刑不应被废除而应予以保留。为了使管制刑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应从管制刑的内容、执行程序上进行修改、完善。     

试论登记的效力——从一起财产分割案件谈起

登记的效力,外国立法例有登记要件主义、登记对抗主义和托伦斯登记制度三种不同观点。登记是物权变动的要件,具有公示、公信和警示作用。我国法律采取了登记要件主义,但对于登记的范围应加以具体规定。物权变动应与原因行为相区别。动产登记采登记对抗主义。     

刑期折抵的理论定位

在现代刑法中,刑期折抵不只是一个法律规定,而且是一种现代法律制度。这种法律制度,相对于所处法律关系的不同,可有不同的理论定位。其中,从羁押折抵刑期的本质来看,其立法设置旨在救济未决羁押之正当性瑕疵,是刑事实体救济制度;从罪刑关系运行所处时间阶段来看,其司法适用需要审判裁量,是刑罚裁量制度;从适用的法律后果来看,其司法适用导致刑罚执行权的部分甚至全部消灭,是刑罚消灭制度。     

死刑限制适用与“舆论审判”的冲突

随着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死刑的适用和实际执行数量必然会减少。减少死刑实际执行的数量，法院无疑将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特别是来自“舆论审判”的压力。如何平衡死刑限制适用的新刑事政策与“舆论审判”之间的冲突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量刑不平衡若干问题的研究

量刑不平衡现象的内涵及概念的定位,模糊认识的矫正,解决问题的迫切性和现实性;法律状况,执法氛围,司法观念,治安形势,队伍素质等构成量刑不平衡的主要因素;解决量刑不平衡问题的可行性,有效途径和得力措施,实现量刑平衡的客观标准。     

论自认的效力

自认效力分为自认的结果效力、自认的中间效力与自认的边际效力。自认结果效力,对当事人言,主要产生举证负担转移结果效力,即本由一方当事人承受的举证负担,因对方当事人自认而卸除,转由自认者承受的效力;对法院言,事实认定权受到限制,只能在自认事实范围内为事实认定。自认的中间效力,对当事人言,自认具有不可撤销性;对法院言,自认具有不可分性,此乃原则。例外对法院与当事人皆有自认的撤销与追复的准许与行使问题。撤销的追复,即对准自认,当事人可以在以后的诉讼中,可以提出证据以否认其效力。自认的边际效力,即不适用自认的情形,如在他案件中的自认、法院职权调查事项、人事诉讼事项等。     

社会与政府间人事流动的挤压与吸纳效应

借用物理学中“连通器原理” ,我们认为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人事流动存在一种吸纳和挤压效应。在这两种效应作用下 ,同时由于社会与政府之间人事流动控制阀门的软化和人事流动通道的不畅 ,我国历次政府机构改革出现反复而且社会与政府人事管理发生诸多危机。据此 ,可以探讨通过缓解社会的挤压效应、弱化政府的吸纳效应、强化人事流动控制阀门的调控机能、建立顺畅的人事流动通道等途径以解决此课题。     

警察行政处罚权与人权的博弈

随着法治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人权保护逐渐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主题之一,警察行政执法领域中的人权保护更是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警察行政处罚权是“限制”还是“扩大”是正在审议中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讨论的焦点。在现代社会,警察作为管理者的强大权威,在其执法过程中不断暴露出来的对公民人权的侵犯。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对警察行政处罚权的“扩”还是“限”的问题展开了广泛的博弈。从某一个层面上讲,博弈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扩权和限权之间寻找合理的平衡。     

联合国国际公约对死刑的规定及中国的应对

联合国自成立以来一直关注死刑的问题，先后通过了一系列国际公约与会议决议，尤其2007年“暂停死刑执行”决议的通过，对世界死刑废止进程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仍然在法律中保留着死刑以及实际执行死刑。如何应对死刑废止全球化的趋势，是刑法学界与司法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应从联合国公约决议关于死刑规定的流变入手，在解读相关条约决议的内容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提出刑事立法与司法上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