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被害人行为的刑法性质与地位

被害人行为包括被害人同意行为、过错行为和谅解行为;根据不同的标准对被害人行为进行分类;对被害人行为的双重性质进行深入探讨;分析被害人行为与行为人行为、犯罪结果的关系将被害人界定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将刑事法律关系看作为国家、行为人、被害人三方主体之间的关系;同时,在刑法学理论和刑事立法中,确立行为人行为处于中心地位,研究被害人行为是为准确对行为进行人行为刑法评价而服务。     

刑法起刑点的降低——以劳动教养制度的废止为切入点的思考

在劳动教养制度被废止后,合理而恰当地处理劳动教养制度废除与刑法惩罚范围调整的关系,是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当前我国刑法所维持的起刑点,由于并没有使得各种法益得到完整而有效的保护,最终会导致刑法保护的有效性虚假、预防效果缺失以及法律权威与信誉的丧失等严重问题。降低我国刑法的起刑点,有着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现实需要以及刑法实践趋势等多方面原因的支持。在将刑法的起刑点不断降低以扩大我国刑法惩罚的范围的前提下,劳动教养措施刑罚化才是理所当然和水到渠成的。据此,刑法的发展与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便有了契合点和交汇点,由降低刑法起刑点推动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则可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     

中级人民法院刑事第一审管辖范围刍议——以“可能判处”之标准与管辖错误为视角

刑事司法实务中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标准存在诸多争议,导致司法机关错误适用级别管辖的现象时有发生。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理解存在两个核心问题,其一为判断主体之归属,其二为判断标准之确定。确定级别管辖的主体应当是各级人民法院,判断标准为确定案件所适用的刑罚幅度中法定最高刑的基础上,考察以往类似案件判罚。管辖错误属于审判程序违法,属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之一,是刑事再审理由,应当通过审批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我国经济犯罪中死刑废止问题之探究

死刑存废问题的研究历来是刑法学的研究重点。我国经济刑法中大量规定了死刑的适用。文章通过对死刑演进历史和经济犯罪概念的探讨,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经济犯罪的特点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分析了经济犯罪中死刑适用存在的诸多不合理,提出应该废除死刑并采取其他刑罚措施替代其适用。     

论行政连带责任

我国已有的行政法规范如2003年5月7日国务院发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在多处规定了行政连带责任问题,然而,行政连带责任在行政法学理论中却显得较为单薄,要建立理性化的行政连带责任制度,必须对有关的重大理论问题予以澄清。因此有必要对行政连带责任的构成、责任类型、法律调控等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探讨。     

"一事不再罚"原则在税务行政处罚中的运用

"一事不再罚"原则是行政处罚的一项重要原则。在我国《行政处罚法》中,"一事不再罚"原则有其特殊的内涵;借鉴 刑法罪数形态理论,可将"同一个税务违法行为"(即"一事")分为五类;不同种类的税务违法行为应适用不同的税务行政处罚;"一 事不再罚"原则适用也有例外。     

行刑社会化的国际现状与我国发展的历史趋势

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是我国对罪犯实行刑罚执行社会化改革的试点之一,也是我国现行刑罚执行制度的一个重要补充。国外刑罚执行社会化主要以教育刑思想为核心,保持较高的假释适用比率,挖掘开放式监狱的过渡功能,推行开放式处遇,保持罪犯矫正的社会参与,适用非监禁刑。我国监狱刑罚执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改造罪犯,贯彻具有我国特色的行刑社会化,是探索完善刑罚执行制度,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     

试论中介运动与结果的关系

分析中介运动与结果的关系,对加深因果关系这一哲学范畴的理解有实质意义。“中介运动消失在结果中”是这一范畴的重要内容;正确把握这一命题,对于克服工作中的盲目性,增强预见性和科学性具有重大意义。     

警察圈套之合法性分析

“警察圈套”是美国刑法合法辩护中的一项内容。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利用“警察圈套”来侦破案件的情况。从刑罚的目的———预防犯罪与犯罪产生的原因及刑法公正性的角度看 ,“警察圈套”背离了现代司法、侦查活动的公正价值 ,有损于政府的威信。因此 ,“警察圈套”的合法性值得质疑     

公正·效率·效益--诉讼活动"三位一体"的价值取向

本文认为,在现代法治社会中,诉讼价值的取向日趋多元化,任何一种价值的实现可以说都是诉讼目的某一方面的相对满足.然而公正、效率、效益,可谓是任何诉讼活动所追求的"三位一体"的价值目标.其中,公正是诉讼的核心和基础,效率是公正的有效保障,也许在特定的法律文化背景下,公正与效率在诉讼价值的追逐过程中所占的比重不同,它们会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和发展的状态,正因为如此才确实需要效益在两者之间寻找和协调这种平衡.而效益又是协调两者关系的最佳平衡点.总之,三者之间应当是一种辩证统一的、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关系.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诉讼活动在司法实践中既保持理性,又不脱离现实,并最终为社会提供最大程度的公正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