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和行政处罚的衔接与协调应对———以劳动教养的废除为视角简

劳动教养制度作为一项颇有争议的制度，其存废又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问题。改革劳教制度，是必然要作出的历史选择。刑罚、行政处罚的衔接全面实现公法责任，劳动教养在我国的责任体系中根本就没有存在的余地。建议把现有的劳教事由分流处理，有步骤地把劳教事由逐渐纳入到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其他行政法等部门法中，以实现劳教制度的顺利废除。     

关于社区矫正的法律思考

社区矫正是刑罚制度改革的产物,我国探索性地开展这项工作,但存在立法滞后、制度尚不健全、总体发展水平偏低、管理手段和矫正队伍素质不高、没有科学的再犯预测和监督控制机制。因此,加紧社区矫正的立法、完善科学的裁量机制、健全的执行体系是当务之急,以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制化、科学化和制度化。     

假释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作为在目的刑影响下产生，以实现受刑人再社会化为目标的刑罚执行制度，假释被许多国家所青睐。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贯彻和刑罚个别化观念的深入与执行，假释更是成为一个备受社会各界特别是司法界关注的问题。这样就需要对假释的理论根基、假释前实际执行刑期、假释后的监管等具体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更进一步提升假释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作用。     

易科制度比较与借鉴——大陆与港澳台刑罚比较研究

刑法大量规定的罚金刑，反映了我国刑罚结构新的发展趋势，是刑罚立法中的一项重大进步，但是，罚金刑适用当中所引发的问题也不容回避，尤其是在执行过程中至今仍然困扰着我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司法机构。文章通过对大陆与港澳台刑罚的比较，对罚金刑易科制度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律师见证制度中的两大悖论

律师见证是指律师接受双方当事人的委托，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对民事法律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证明和监督的一项活动。它旨在实现法律正义，然而，笔者发现该制度在设计与实际运行中存在两大悖论，即主观与客观的悖论和初衷与实效的悖论，致使该制度带有不客观、不公正的天性，并陡增处理民事官司的复杂性。因此，笔者认为封这一制度的期待应是“到此为止”。     

商事登记在民商审判实践中的证据效力问题研究

在商法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商事登记审查制度也不断发展变化，我国在此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2006年1月1日修改后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商事登记审查制度由原来的实质审查制转变为以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的审查制，这虽然是历史的进步，但却为法官提出了在司法实务中如何确定商事登记证据效力的难题。法院为维护自身证据规则的统一，必然要面临形式审查状态下的商事登记的司法证据效力与商事登记公信效力冲突等问题。在以形式审查为主要审查制度的状态下，法院在民商审判实践中应该以司法独立认定和司法认定独立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禁止反言”原则或“自食其果”原则等确定商事登记的证据效力。     

警察行政处罚权主体研究

警察行政处罚权属于警察行政执法权的范畴，一切合法有效的行政执法行为都应出自适格的行政执法权主体。警察行政处罚权主体，是指享有警察行政处罚权，能以警察机关的名义实施警察行政管理活动，履行警察行政管理职责，并且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组织和个人。它是警察行政处罚权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研究警察行政处罚权主体的本质属性，有利于进一步探讨警察行政处罚权力配置。     

秦汉律“购赏”考

“购赏”秦已有之，汉加以继承。购赏内容为金或钱、赃物、拜爵、赏田宅、晋职等。执行追捕的吏徒、共同犯罪之人、一般平民、军功人员等都是购赏的对象。购赏是法家“赏”思想的体现，其设立符合人之好利的本性，在司法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论强戒所和谐“警戒关系”之构建——以安徽省戒毒系统为视阈

强制隔离戒毒所(以下简称强戒所)的戒毒优势主要体现在,能给强戒人员提供了一个无毒环境,同时能采取各种措施帮助他们从生理、心理、意志等方面解除毒瘾。我国的强戒所由于转型期普遍较短,多数民警的执法思维和执法方式都还残留着管理劳教人员的痕迹。在强戒所,"警戒关系"是主导并制约戒治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警戒关系"不和谐,既是场所各类事故发生的导火线,也会严重影响到戒治工作的成效。因此,对转型后的强戒所而言,探索并构建和谐的"警戒关系"十分重要,也十分迫切。     

增强公务员培训实效性的路径选择

公务员培训是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的一项重要工作,而实效性是检验培训质量的标志。针对公务员培训中实效性不强的问题,应从把握公务员培训特点、创新培训理念、明确培训目标、整合培训方式方法、改革培训体制、提高培训内生动力等方面入手,切实增强公务员培训的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