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助抓捕型”立功的司法认定——以接电话“稳住”同案犯行为为例

"协助抓捕型"立功是我国立功制度中的一种基本形式。构成立功不需要对行为人进行主观方面的认定。对于"协助抓捕型"立功中的其他协助抓捕行为,需要遵照体系解释的原则,将其他协助抓捕行为与法律明文规定的协助方式进行同类解释。抓捕的结果需要与行为人的协助行为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接电话"稳住"同案犯的行为并未达到"协助抓捕型"立功所要求达到的程度与确定性,与抓捕的结果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构成"协助抓捕型"立功。     

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之构建

刑事司法实践中"一捕到底"、"久押不决"、"不当羁押"等现象时有发生,严重背离了羁押的初衷,侵害了被羁押人的合法权利。修改后的刑诉法在对现行羁押措施进行重新审视之余,确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承继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原则,填补了我国在羁押救济规则方面的立法空白,强化了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当羁押的发生,也有力地保障了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但是,新刑诉法过于原则性的规定,制约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实际操作,使其成为毫无强制力和生命力的"摆设"。因此,无论是从被羁押人权利保障的角度,还是从公安司法机关权力相互制约的角度,都需要对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进行严密的设计,以增强该机制的司法适用功效。     

诱惑侦查在系列强奸案件中的适用研究

系列强奸案件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刑事案件,能够对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在侦查系列强奸案件中不可避免要使用到的一个手段是诱惑侦查,而诱惑侦查又是一种饱受争议的侦查,批评之声甚多,因此,很有必要从合理性、可行性以及使用的原则等方面对诱惑侦查在系列强奸案件中的使用进行分析并予以规范和引导。     

问责国家元首的实证研究——以中外历史上不同的政治生态为平台

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专制与民主两种不同的政治生态。在专制条件下,作为世袭的君主,其权威至高无上,不容置疑,因问责君主必将有损于其形象而不被允许。在宪政条件下,国家元首是民选的,问责制的出台自然可行,只是这样做的事实依据与法理依据何在,元首能否同一般官员一样由行政法进行问责,在问责的过程中是否应当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等等,因其属于政治与法律的边缘课题,不仅需要相关理论的支撑,更需要从实证的角度作出有力的佐证。作为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型的威权政治形态,囿于传统思想及尊君心理的影响,欲要问责于国家元首何其难矣,因此也需要作深刻检讨。     

效益最优视角下的我国视频侦查工作进路——基于周克华案、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伦敦地铁爆炸案的比较研究

我国视频侦查工作的实施状况包括投入与效果两个层面。周克华案、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伦敦地铁爆炸案中的案件基本参数状况、资源投入状况与收益状况是评价视频侦查工作实施状况的具体指标。视频侦查工作效益最优是指在视频侦查资源成本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实现侦查效益的最大化。视频侦查工作效益最优的经济学模型包括理想与现实状态两种函数。视频侦查工作的效益最优还应当兼顾法学与社会学领域的内容。效益最优视角下的我国视频侦查工作进路是一种体系化的工作形式,由原理、硬件、人员与机制四个层面的内容组成。     

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微罪不起诉制度

20世纪20年代,起诉便宜主义逐渐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中得到确认,也很快被民国立法者所接受。在民国刑事诉讼法上,微罪不起诉制度是起诉便宜主义的集中体现,这项制度于1928年《刑事诉讼法》中首次得到确立,此后历经多次修改,在检察官作出微罪不起诉处分的考量因素和具体程序等方面得到了完善,但其适用范围则一直比较有限。在实践层面,微罪不起诉在民国时期的适用率始终偏低,因此很难充分实现其应有的价值。     

严重国际犯罪事项上的中非司法合作：问题与挑战——基于哈布雷案视角的研究

随着国际社会围绕严重国际犯罪达成共识的增多,国家间司法合作日益受到影响。司法合作一方面能有效防止出现“有罪不罚”现象,另一方面能帮助完善一国国内法制。随着中非关系的更加密切与发展,中非司法合作将愈益增多。中国要在中非司法合作中占据主动,呈现更正面的建设性形象,就有必要首先完善本国国内法制。哈布雷案在此方面可提供若干借鉴。     

新思想库与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决策——以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为例

在美国对外政策决策体系中,思想库在政策理念创新、人才储备、打造政策辩论平台以及教育和引导公众等方面具有非凡的作用。新近兴起的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对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影响巨大。该中心的亚洲政策研究强调务实的态度,注重美国对亚洲事务的重新"参与",倡导强化和升级美国在亚洲的联盟关系,推动美国积极介入地区多边制度,其政策建议通过"旋转门制度"等对当前美国的亚洲政策决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Listen to the Judge or Listen to the Facts?——On the exclusionary rule

证据是认识的基础、证明的根据、检验的标准、思想的指南.什么能当此重任?惟有事实.证据是事实,事实不存在非法、合法的问题.事实是客观的,既不受法律调整,也不受法律制约,因而证据也没有合法性.证据不能排除.排除证据的实质是法官睁着眼睛不认事实,排除证据的法官把自己和事实的位置摆错了,这是一项根本性的错误.非法获取人证是司法警察通过刑讯逼供和指名问供这样两重罪行实现的,因而它不是程序,而是程序中的实体.     

美国企业犯罪的审前转处协议研究

美国针对企业犯罪建立了特殊的审前转处程序,办案检察官可以与涉罪企业签署暂缓起诉协议和不起诉协议,如果企业能够在考察期限内完成协议下的义务,则不会被审判和定罪。在美国经济危机时期,该制度较好地为企业的生存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提供了保障。该制度以美国司法部内部的政策性文件为依据,赋予了办案检察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法院基本无权干预。美国理论界的争论主要围绕三对冲突关系:社会公共利益维护与企业“大到不用判刑”特权的冲突、检察官的转处裁量权与程序正义的冲突、司法部内部行为与立法/司法管辖权的冲突。在我国面临企业犯罪处理困境的当下,该制度及其相关理论能够为我国“司法行政部门帮扶企业”政策的践行提供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