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效取得制度中的善意与恶意

时效取得制度是否以善意占有为要件,存在不同观点及立法例。权衡利弊,不以善意占有为要件的时效取得制度更为可取。作为这一制度选择的体系化要求,有必要对占有人的占有方式、时效期间、溯及力及相关债权关系等作相应调整,以谋达既能维护财产秩序、促进物之效用,又能协调原权利人与占有人之间利益平衡的时效取得制度之构建。     

都市民族社区的宗教生活与文化认同--昆明顺城街回族社区调查

长期以来,昆明顺城街回族社区居民共同的宗教生活,促成了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维系了回族社区的存在。但在现代文化的冲击和都市文化的濡化下,该地区居民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也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出现了中老年人对伊斯兰教更虔诚,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增强,而年轻人却与之相悖而行的状况。     

社会福利中的政治道德问题与集体主义价值观

社会福利是一项需要道德支持的社会事业,是一种充分就业、安全、健康、快乐、社会生活有序的"好的生活"状态。要真正实现理想中的社会福利化,需要由国家和政府出面,以一种高度的政治道德观和复合集体主义价值观为大众谋福利。     

公共利益与政府职能

公共利益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该社会群体中不确定的个人都可以享有的社会价值。从公共利益视角考察政府职能,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政府应该以实现公共利益为己任,通过公共利益可以界定政府公共职能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从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来看,政府不是公益物品的唯一提供者,它应该在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中承担“掌舵”的角色。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实现公共利益过程中的作用,西方政府正在积极推行新公共管理运动。我国政府也在经历深刻的治理变革,具体内容体现在民主化改革、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自身改革等三个方面。     

去蔽与还原:世俗生活的诗意漫游--于坚诗歌的平民意识与精神空间

于坚的诗歌透露着恬淡、闲适、平民式的生活理想.这种理想在他的诗中集中体现为对个体生命体验的思考,对存在的关注和对日常生存境况的拷问.这种对诗歌精神的敏锐捕捉和对人的生存本质的新认识,使他的诗歌创作找到了生命支点.于坚以平民化的视角对人生和现实存在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并对其在诗歌中蕴含的平民意识进行了充分张扬.     

再论生命权的损害赔偿

生命权受害给死者亲属造成的损失包括精神损害和物质损失两部分.精神损害是直接性的,物质损失既有直接性的也有间接性的,而间接性的物质损失所占比重远大于直接性的物质损失.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死亡赔偿结果的"同命不同价"的主要原因正在于我国法律法规对生命权受害的赔偿内容过于侧重于死者亲属的间接物质损失.但是,相较而言,间接性的物质损失带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现实性,死亡赔偿制度将其作为侧重点是不科学的,导致的问题也不易解决.生命权损害赔偿的内容,应注重精神损害赔偿,体现生命的精神价值.间接性物质损失的赔偿,只需赔偿受抚养人生活费即可.通过这种整治,同命不同价的命题有望得到破解.     

抗争与决裂:集体时代女性参与建构自身地位的再认识——以湖北恩施土家族双龙村女性为例

本文通过对湖北恩施双龙村3位女性个人生活经历的研究,探讨集体化时代中国乡村女性权利和地位变化的过程。文章认为,经历集体化的中国乡村女性的社会地位提高、社会权利增加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这个过程的完成并不单纯只是凭借了国家政策自上而下的贯彻和政治动员,更重要的是依靠了大量女性自身的抗争行为:她们在主体意识觉醒后,主动利用国家政策与家庭、家族及歪曲国家政策的基层行政人员进行斗争,最终与传统决裂。女性不是国家力量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缔造者和改编者,国家既充当了女性解放的裁决人,又被利用成为解放的工具。并最终,在多方力量的博弈和较量中,女性部分完成了提高自身权利和地位的历史使命。     

论公共安全危机事件中公安机关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关系

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因人为的、社会的或管理的等因素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接连不断,由此导致公共安全危机事件日益凸显。由于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保障和实现公众知情权,特别是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的特点和媒体的特性,决定了媒体必然介入公安机关应对公共安全危机事件中。公安机关为及时有效地应对、管理、处置公共安全危机事件,提高公安机关驾驭社会治安能力和水平,履行好公安机关的任务和职责,必须与媒体建立良性互动关系。     

行业体制改革:中国由公益走向私益?

进一步厘清行业协会公私冲突的根源,在非营利化与市场化、民营化的互动基础之上,重新拷问中国的行业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才能实现行业管理的善治。     

文化新世纪与人类新千年

人类文化的发展,从宏观上看已经历了自然文化和科学文化这两个文化千年.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极有希望建构以生命为核心的文化新千年,从而实现人类文明的整体性跃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