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的张扬与追寻——2006年中国权利问题研究综述

2006年的中国权利研究,著述颇丰,学术研讨频率密集且范围广泛,呈现了多元化、立体化的趋势。人权研究生机勃勃,平等权是当下社会生活和权利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农民、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则是与平等权密切相关的热点问题。传统的权利研究继续深入,新兴权利的研究与日俱增,权利本位理论正在向现实论证扩展,有关权利的理论日益丰满。     

诚实信用原则可以直接作为裁判的依据吗？——与梁慧星先生商榷

以诚实信用原则进行漏洞补充时,裁判的依据不是诚实信用原则本身,而是补充法律漏洞时所创造的具体规范,否则会存在多重的自相矛盾.直接适用说曲解了授权条款的含义,混淆了裁判权源与造法权源,误将方法当成了内容.直接适用说,不利于法律思维能力的训练,还加剧了我国传统思维缺陷对中国法律人的法律思维能力的干扰作用.     

人生观教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起点与归宿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直都非常注重培养学生健康的、科学的人生观。面对当前大学生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人生观教育应该着重于加强“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内容，着力于引导大学生认识生命的价值，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努力提升自身生命的内涵和价值。加强大学生人生观教育，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努力树立“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新型学生观；其次，要改进人生观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使人生观教育充满时代内容和强大的生命力。     

试论走向生活世界的教学

理性向生活世界回归是当代哲学的基本走向,它所倡导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的转变对教学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理性的转向在关系维度上表现为从实体性思维走向关系性思维,关系性思维的确立,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解决当代教学论研究中的一些难题,并树立科学的现代教学过程观.理性的转向在价值维度上表现为从工具理性逐步走向价值理性,价值理性的确立,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和评价师生关系,实现传统教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伦理学视域下的民生幸福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民生幸福是人类社会发展共同的价值追求,体现了我们党执政伦理的价值目标,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观念的转变。当今社会,贫困和收入差距成为影响民生幸福的经济因素;制度和决策的偏差与不公正成为影响民生幸福的政治因素;传统的发展观念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影响民生幸福的社会因素。当今的社会背景之下,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实现民生幸福的有效途径。     

核武器的“善”“恶”之辨

目前,国内外存在一种从道义上否定核武器的观点。不少学者认为核武器违背战争与伦理本质,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是绝对的恶。这种观点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上是有害的。核武器的善恶是人们对研制、使用核武器目的、效果的道德判断,当它被用于善的目的并取得善的效果时,它就是善的。我国研制、发展核武器是善,因为它体现了我国的伦理精神。     

民法诚信原则与劳动法适用之博弈论纲——以“奋斗者协议”和“自愿弃保”为例

"奋斗者协议"与"自愿弃保"案件背后隐含的法理可简概为民法诚信原则与劳动法适用问题。实践中的误读和误判、《民法典》缺失劳动权(益)之基本民事权利设置、共享经济下新型劳动用工和疫情与后疫情时代之多重叠加效应,导致了劳动法之"衰"与"殇"。民法诚信原则同样适用劳动法含社会保障法,所谓劳动法不能适用该原则或者民法思维模式都是不严谨之"伪"命题。劳动法适用诚信原则应当考量其特殊性,惩戒权适用时,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和有利原则,并不得涉及劳动者非职业行为即私人行为和排除社会保障权。任何排除或剥夺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的约定或规章都是无效的。后劳动合同义务适用诚信原则不能"选择性""遗漏"抗辩权,如果当事人依法行使抗辩权,则不能裁定其违反了诚信原则,否则就是"伪"民法思维模式。实习关系属于特殊的劳动关系,在实习法律规范严重缺失下,用具有弥补法律不足之价值与功能的诚信原则治理"虚假实习"完全必要而且可行。     

日常生活理论视阈下幸福建设研究

日常生活理论视阈下探讨幸福建设有助于针对不同领域,理清不同主体的建设责任,采取针对性举措,并随着建设进程而逐步改变建设重点和内容。在日常生活领域,主要是满足群众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休闲和日常观念等需要,而在非日常生活领域重点在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以公共政策等引领和提升日常生活。     

生命法史考

作为生命法学研究对象的生命法拥有自身独特的发展历程。国外生命法与中国生命法尽管显现出了不尽相同的发展进路，但却有着相同的推动力量。具体来说：生命法的发展是经济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生命法的本质使命在于保障人类生命伦理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就其发展进路来看，生命科技的不断进步与人类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使得生命法的调整范围必然呈现出日渐扩大的趋向，其体系构成必然会逐步完善，而生命法的内容也会越来越趋向于理性。     

常识与理性（八）：司法理性之逻辑与悖论

基于司法理性之逻辑必然，现代司法在迈向专业化或者职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贵族化与精英化之内在趋向。其中，专业化程度被认为是引领司法达至“效果最优”的基本要素，但贵族化趋向则被认为是诱导司法走向“悖论”的基本因素-它使得司法很可能被异化为一个远离大众、甚至背离常识的封闭市场。为弥补司法职业理性之缺陷，化解其内在的逻辑“悖论”，有必要在制度安排上为生活理性渗入高度职业化的司法过程设置某种管道或者窗口，使得司法程序、法官质素以及司法判决更具包容性，并为包容性司法之成长创设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