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治理中的职工参与制——以经济民主的视角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法领域的热点话题，国内法学家、经济学家对其论述颇多，其中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的问题在近年来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我国应以经济民主的视角，参考西方国家公司公司治理中贯彻经济民主的实践，构建中国本土特色的职工参与公司治理制度，完善我国立法，鼓励并保障公司职工积极参与公司治理。     

以人为本的立法关怀:观念变革与制度完善

"以人为本"法律观的树立,是时代的呼唤.以人为本的立法观要求在立法中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的权利.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寻求民生问题的立法关怀.以人为本的立法关怀,需要改变我国社会立法与经济立法发展的不平衡,更加重视和加快社会领域的立法.坚持以人为本,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立法需要得以确立、得到落实.秉承以人为本的立法观,需要对农民、农民工的权利作出立法保障.     

律师执业权限扩展的制度应对——以检察机关制度完善为视角

我国于2008年6月1日实施的新《律师法》使律师的执业权限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打破了原来诉辩制度的平衡。因此，制衡的检察机关如何从制度层面上提升并完善权力的配置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检察机关可在检察权的完善、检察职能的内部配置以及建立证人保护制度、辩诉交易制度、检察机关内部审查制度等方面加以应对。     

联合国国际公约对死刑的规定及中国的应对

联合国自成立以来一直关注死刑的问题，先后通过了一系列国际公约与会议决议，尤其2007年“暂停死刑执行”决议的通过，对世界死刑废止进程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仍然在法律中保留着死刑以及实际执行死刑。如何应对死刑废止全球化的趋势，是刑法学界与司法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应从联合国公约决议关于死刑规定的流变入手，在解读相关条约决议的内容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提出刑事立法与司法上应对策略。     

股东直索责任的传承与创新

对于股东直索责任制度不同称谓的语意进行考察不仅是出于法学理论的严密性的要求，更是因为不同的名称显示出了不同国家对于该法律制度本质的认识。德国公司法上的“直索责任”用语是科学的制度称谓。法人人格与腮东有限责任是不同的两项制度，公司人格之获得与股东有限责任之取得在逻辑上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分野，所谓的“法人人格否认”，实质上指的是股东有限责任无效之宣示。逆向揭开公司面纱并没有其法理基础，难以构成与股东直索责任相应的公司法律上的新型制度形式。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单位犯罪包括单罚制和双罚制，需要依照直索责任原理做出相应的修正，单罚制实质上适用的即是股东直索责任的原理．而双罚制则是传统法人犯罪的观点。     

抢劫犯罪死刑适用实证研究

在我国短时间内废除死刑并不现实,当务之急是规范死刑适用。抢劫犯罪的死刑主要适用于致人重伤、死亡的抢劫犯罪和其他情节极为恶劣的抢劫犯罪。在认定主要刑事责任人时应全面考察罪中、罪后、罪前等多方面情节。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一般只及一罪;"先杀后抢"、"先抢后杀"的宣告刑应基本一致;在抢劫犯罪中一般不存在被害人有过错的情形;"赔偿免死"的前提是犯罪分子真诚悔罪。酌定从宽情节的适用亟待规范。     

论我国公民的免于匮乏权

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面对经济危机提出了包括公民应该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的著名四大自由。我国的法学理论中虽然没有这一概念,但宪法中关于"国家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规定,实质上就是关于公民免于匮乏权的表述。本文从现代国家的职责、国家权利(义务)与公民权利(义务)关系的角度论述了保障公民免于匮乏权是国家的法律义务,不能将此任推给公民家庭及个人,并通过对我国实践的剖析,提出应当避免过度从政策层面、经济层面及公民个人努力层面对公民进行免于匮乏权保障的路径选择,而应靠国家义务性、实践路径上的法律制度性来实现。     

论预告登记之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的法律地位和保障

预告登记之债权与我国传统破产法中的各项权利有本质不同,其具有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预告登记之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的保障和实现具有特殊的规则:在破产申请受理阶段,预告登记排除个别清偿无效原则、管理人选择权的适用;在破产重整程序中,预告登记后债权受营业保护的限制,对债权的分类而言,预告登记后的债权应当单列,它具有特定的债权调整方法;在破产和解阶段,预告登记具有对抗登记义务人之破产和解协议的效力;在破产清算阶段,预告登记后的债权与一般债权和别除权的顺位关系应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     

司法人道主义的历史进步——晚清司法改革的价值变向

作为对外部挑战与内部情势的司法回应,晚清修律和司法改革运动首先意味着司法理念与司法原则的历史性转变,进而标志着一种区别于传统司法文明价值系统的近代型司法文明价值系统的应运而生,展示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司法文明进步成长的历史图景。这场司法变革运动的启动性举措,乃是删除最重之法,推行恤刑庶狱,彰显了司法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从而为编订《大清现行刑律》和《大清新刑律》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近代中国法律与司法发展进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人民调解制度的创新与发展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人民调解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实务中,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创新,人民调解组织不再局限于村委会和居委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员不再局限于村民委员会成员、居民委员会成员及群众选举产生的公民;人民调解协议具有合同效力;人民调解与诉讼（司法）实现了有效衔接与对接。在调解全球化的趋势下,要保持我国人民调解的活力,并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人民调解在我国纠纷解决体系中的地位,更好地处理好人民调解与诉讼的关系,深刻把握人民调解的正当性基础,严格规范人民调解员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