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哲学的终结”的真实意义——与陈文通教授商榷

恩格斯的"哲学的终结",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而不是一切哲学的终结。"哲学的终结"是哲学自身辩证否定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消灭一切哲学,而是哲学形态的转换。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不是实证科学,而是新形态的哲学。     

论实质法治主义背景下的司法审查

形式法治主义向实质法治主义转型具有客观必然性,既有利于避免形式法治主义本身的局限性,也由中国现阶段的特殊国情所决定。实质法治主义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合法性与正当性的统一;实体合法性与程序合法性的统一;形式平等与事实平等的统一。行政诉讼与司法审查,作为通过司法手段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形式,在由形式法治主义向实质法治主义这一转型过程中必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要把握好规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和平衡,注重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结合与协调。     

论财产保险合同的转让——兼评我国新《保险法》第49条

现代社会中,财产流转十分频繁。财产保险作为流转安全之保障,如果不能随财产及时流转,就会产生很多问题。保险合同具有特殊性,故其不仅应符合一般合同的要求,还应受到保险法中特殊规则的约束,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保险利益原则。保险标的转让是否能引起保险合同的当然转让,各国及地区保险法中主要有＂属人主义＂、＂从物主义＂以及＂折中主义＂三种立法例。我国新《保险法》兼顾了＂属人主义＂与＂从物主义＂,能较好地平衡保险人和受让人的利益,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仍存在一些需要完善之处。     

转变职能 服务“三农”

乡镇政府作为我国的基层政府,直接面对农村广大人民群众,如何围绕服务“三农”去实现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这关系到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和农村基层政权的巩固。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以及“以工哺农”发展新时期的到来,农业与农村工作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乡镇政府职能必须由侧重经济建设,向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转变。     

产权理论及其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设计之启示

公有制及其主导的经济社会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之设计和构建乃产权机制在宪政层面上的外化及展开,故此,产权机制的探讨对于我国国有资产管体体制的评判及完善具有参照意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合理设计在于把握产权理论实质的基础上揉和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两种运行机理,在主体体系、客体体系、权力机制和责任机制四个方面完成一种独特的制度构建.     

志愿服务与青年人力资源的开发——以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例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实施,促进了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改善了当前我国人才结构的不合理布局,缓解了大学生就业矛盾,为西部大开发注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有效服务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

哈贝马斯是当代罕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大思想家。他在 4 0年前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提出了传媒在他所谓的公共领域中的中心地位的著名观点。尽管他的传媒理论同他的其他理论一样被认为具有乌托邦色彩 ,但其给予传媒学术界和业界的思考是多维而深层次的 ,对于在现实情境下建构中国的公共领域和发挥传媒的社会公器功能具有学术和实践意义     

古代汉语没有积极修辞的转类吗--与郭焰坤先生商榷

转类作为一种积极修辞格,具有特定的修辞结构和特殊的修辞效果。这种辞格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运用也渐趋成熟。而《修辞学习》1998年第二期发表了《转类性质的历史演变》一文,其作者郭焰坤先生列举了大量名词适用的例子,认为“转类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性质”、“先秦两汉时的转类不是辞格”、“转类作为一种积极修辞方式,它萌芽于明末清初而成熟于五四之后”。郭焰坤先生的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社会转型与中国乡村权力结构研究--传统文化、乡镇企业和乡政村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的改革促进了乡村社会的转型,传统文化的复兴、乡镇企业的崛起、乡政村治的建立等等导致了乡村权力结构中包含的具有各自利益需求和交换关系的主体--国家、基层政府、社区组织、乡镇企业、村民等等--不同身份特征的获得,并决定了他们有可能占有的资源及其相互的利益关联.对11省14个村庄的调查和比较,再现了转型期乡村权力结构的调整和重构.     

The malleable homo sovieticus: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 in post-communist East Central Europ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oping strategies of post-1989 East Central European transnational migrant entrepreneurs. Paradoxically, rather than facilitating transfer into the region of liberal-democratic orientations and practices, the incorporation of East Central Europe into late 20th-century consumer capitalism based on short-cycle flexible production in sectors unregulated by legal-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reproduces some of the features of the accustomed homo sovieticus syndrome: in particular, the reliance on the beat-the-system/bend-the-rules orientation on informal/crony patronage and connections, and immediate consumption rather than deferred gratification/investment-oriented capital accumulation renders effective strategies of economic action in the new situation. The effects of so-informed transnational migrant entrepreneurs' activiti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es in their home-countries are also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