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坚守——论监狱学专业人才培养的人文性格

近年来，受高等职业教育哲学的影响，监狱学人才培养领域出现了“工科崇拜”迹象。监狱工作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种围绕着“人一人”关系展开的活动，所以，马丁·布伯的“我一你”关系哲学对于反思监狱学专业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厚基础、宽口径、广适应”这一普通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价值定位更适合监狱学专业的特征。     

试论哲学与文化的关系

哲学与文化是处在不同层次的两个范畴，同时两者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哲学起源于文化，是文化中最为核心的价值精神和内涵，其精神价值高于文化，而文化又包含了哲学。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研究的深入，两者之间的关联会越来越紧密，相互的渗透也会越来越深入。     

赫斯：马克思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中介人

在1843年9月之前，马克思就已经了解了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但是从马克思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战与他当时发表的文章来看，这些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而到了1844年之后，社会主义思想则成为马克思论述问题的一个根本维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在过去的研究中，这个问题并没有提出来，实际上也就造成了马克思思想研究中的一个很大的空白。本文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英法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开始转向费尔巴哈哲学后的思想具有话语上的异质性，只是在赫斯将英法社会主义思想转换为德国哲学的本土思想后，才为马克思从人本学出发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创造了前提性条件。可以说，赫斯是马克思从德国哲学出发接受英法社会主义思想的中介人。     

诠释学视阈下的实践理性——论理查德·伯恩斯坦的科学诠释学

伯恩斯坦基于诠释学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了科学家对经验的理解、理论选择和学术对话等科学实践活动中蕴含的实践理性,在后现代主义和新实用主义的语境下重塑了科学的理性形象,并为科学与人文的交流和对话开辟出了一条极具启发的新思路。     

哲学视野下党的失误观的新境界——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哲学维度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法,分析了党29年前进中的失误曲折及发展过程,形成了党的失误观。它主要论述了这些失误形成的国际国内客观原因、党的主体原因、深层次的本质原因,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党的失误曲折中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党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纠正自身发展中的失误并理智地把教训变为财富、开辟新的未来等重大问题,对于人们客观科学地认识这些失误与曲折,具有重要的意义。     

神话·历史意识·哲学思维

无论是在西方的观念里还是在东方的观念里,神话大概都是一个无法清楚定义的概念,不同哲学家、历史学家对其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作为哲学家,赫勒向我们描述了自己对神话的理解。一方面,赫勒以其独特视角向我们讲述历史意识从神话中起源。另一方面,赫勒以其个性化的理解为我们揭示了哲学与神话的相互关系。     

刑法解释的诠释学论说——刑法解释的构成解读

在诠释学的语境之下,刑法解释是一个诠释性的概念,是指正义理念、刑法规范与生活事实的相互对应。刑法解释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体,两者不可缺一。刑法解释的必要性,实际上是刑事法治和司法实践的要求,而刑法解释的可能性,则是司法运作和实现法治的基础。     

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大历史使命

科学地回答时代突出的总体性问题、恰当地应答时代呈现的根本性和关键性问题、强化中国话语，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世纪面临的三大历史使命。要完成这些使命，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更加密切结合当代社会实践，突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形式和民族内容，在世界范围各种思想化激荡中，不断自我更新，赢得生机和活力。     

彭州乌木事件的法解释学思考

彭州乌木事件引起了法学界的激烈讨论,针对乌木的法律属性和归属,形成了埋藏物、天然孳息、无主物等几种主要观点。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由于不具备埋藏物和天然孳息的核心要素,乌木不可能归属这两个范畴之内。我国法律并未确立无主物的先占规则,从解释论的角度观察,不论采取国家本位主义还是个人本位主义立场都存在难以破解的困境,因此只能转向立法论角度进行制度设计。从立法论角度观察,国家本位主义立场需要的制度环境建设远远难于个人本位主义,同时个人本位主义对当前中国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应是较优选择。除对实体性法律问题本身的思考外,这一事件中反映出的法学研究问题也值得反思和认真对待。     

"回到马克思"与"让马克思走入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目的的解释学思考

从解释学的角度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处于双重的关联之中，一是与文本相关联，二是与自己的生活相关联。从主体与文本的关联来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要“回到马克思”，即把握文本自身的意义；从研究者与自己生活的关联来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要“让马克思走入当代”，即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实践，并用自己的生活实践来检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双重的关联又发生一种关联，其中“回到马克思”是手段，“让马克思走入当代”是目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相互依存，即为了“让马克思走入当代”，必须“回到马克思”，而“回到马克思”，应该是为了“让马克思走入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