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法》引咎辞职制度之忧思

《公务员法》引咎辞职制度引人三忧:一忧含义不明,难以执行;二忧制度运行,变形变质;三忧消极影响,不容忽视.鉴于引咎辞职赖以生成的条件短时期内在我国难以具备,与其去打造一件作用有限的监督武器,不如严格执法,加大对领导干部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这才是打造责任政府,促进民主进程的正道和捷径.故建议在修改《公务员法》时,删除引咎辞职条款,使其回归道义责任之本位.     

传统刑法与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含有人道主义、人本精神、人性、人权的丰富内容。“以人为本”的说法最早出自先秦法家管仲之口,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在历代刑法思想、刑法制度,以及刑法条文中都有深刻的反映和具体的体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值得我们借鉴。     

关于公司法实施中的若干问题

在公司法实施中暴露的主要问题是发起人虚假出资、控制股东行为不规范、公司人格混同及被滥用现象突出。完善公司立法应立足中国国情,统一公司与企业法,重构公司资本制度,降低公司设立门槛,完善公司治理,细化债权人保护规则以增强法的可诉性;在公司司法方面,宜完善司法解释并由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公司案例,发挥其引导作用;在揭开公司面纱方面尤其应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司法实践,而不宜机械地照般国外的理论。     

受教育权的国家义务研究

在国际人权法上 ,国家是促进和保护受教育权的基本义务主体。除承担尊重、保护和实施受教育权的一般性义务以外 ,国家还应承担建立和保护受教育权的具体义务和特别义务。另外 ,国家需承担确保国内教育和国际教育目的相符合以及为每一个人提供初等教育等核心义务。国家所承担的上述义务既是“渐进性”的 ,也是“即刻性”的 ,其实质性义务和程序性义务仍处于不对称性状态     

"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的立法解读及其适用

本文以利益衡量原则为指导来分析《许可法》第57条,试图达到以下三项目的:第一,以学界的共识—第12条第1项属于无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第12条第2项属于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为前提,通过探讨”行为许可概念的性质来重新界定“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概念的法律内涵,指出“行为许可的有数量限制性”不必然导致“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第二,以法律概念体系的逻辑一致性要求为检验标准,以新的“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概念为分析工具来探讨第57条的适用事项范围,并解决相应的逻辑矛盾。最后,以前述的分析为理论背景,为第57条的法律适用提出建议。     

预防跨国腐败犯罪对策研究论要

在预防跨国腐败犯罪的具体制度建设层面各国有所不同。结合本国国情进行预防跨国腐败犯罪制度研究,必须重视两方面的制度建设:一是完善本国立法,二是借鉴别国经验。     

鼎立统一：“一分为三”的表现形式之一

“一分为三”命题包括鼎立统一。在中国哲学史上,鼎立统一即三足鼎立是有地位的。后来在谈“三”色变的氛围之下,鼎立统一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现在应该充分认识它的哲理性,肯定它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个人信息保护法制管窥

现代意义的隐私权乃是一种“个人信息控制权”,因此有必要对收集、利用、保存、传播他人信息的行为全面进行规范,许多国家先后制定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在立法模式上,根据是否以一部法律对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进行规范,分为总括和分离两种模式。在立法内容上,“OECD劝告”曾确立个人信息保护的八项原则,同时个人信息主体的权利可具体化为五项权利。另外,对特定行业制定特别规定是普遍采取的做法。     

中日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比较思考

中日两国由于受社会本位、整体主义以及国家主义的东方伦理的影响,两国都具有爱国心教育的历史和传统。但是两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思想还是有其各自民族的特色和差异。例如,两国爱国主义教育的抽象性和具体性的不同;两国爱国主义教育的由远至近与由近至远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两国的爱国教育与民族危机的关系的差异,即日本的爱国主义教育的两面性,一方面既与振兴民族、富国强兵思想相关联,另一方面更显示出其强烈的军国主义的侵略性特征。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则往往是与救亡图存、摆脱被侵略奴役的悲惨命运相关联。     

近五年来我国关于党务公开的研究综述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逐步推进党务公开,这是党的执政理念的新突破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新举措。理论界围绕党务公开的内涵、党务公开的依据、党务公开的过程、党务公开存在的问题以及推进党务公开的路径等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各种看法。进一步加深对党务公开的理论研究,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理论指导,是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