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宪法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关于西方宪法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于西方宪法历史的阐释。它涉及如何理解宪法的涵义,如何理解历史上宪法事件或者具有宪法意义的事件,如何理解宪法性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等等。这些先决性命题,决定了西方宪法的历史图景及其线索。古代希腊以降的早期宪法思想与宪制实践,为西方宪法的成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近东一带的政治法制实践,对于西方宪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些早期的宪政因子对于西方宪法制度和宪法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知识渊源。     

震后恢复与重建中法律关系变更问题研究

汶川地震发生后，在灾区恢复重建活动中遇到的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因为法律关系变更导致了大量的法律纠纷和社会矛盾，因此，如何在制度上建立一套规范有序的程序来解决地震灾害所破坏的各种财产关系、人际关系成为法学界和灾区所关注的重要问题。震后恢复重建活动要高度关注权力与权力关系变更、权力与权利关系变更以及权利与权利关系变更三类法律关系变更问题。由于我国目前法律法规关于法律关系变更制度的规定不系统、不规范，致使最高人民法院只有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才能解决本来应当由立法机关加以解决的震后灾区各种法律关系变更所引发的法律问题。因此，要通过制定《紧急状态法》、《灾害对策基本法》和《灾害保险法》等等法律法规的立法途径，来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法律关系变更制度，为震后恢复重建工作提供更加充分和有力的法律保障。     

中美高等教育效果对比及其制度根源分析

中美高等教育效果存在巨大差异。通过对中美高等教育的招生原则、培养原则、培养方式、课程学习、淘汰机制等方面的分析对比,说明我国以纵向集权约束为特征的高等教育制度急需创新,目前,它已经直接影响到我国大学竞争力的提升、教授群体的威信、科技创新群体的创新精神培育和科技产出。     

我国现行立法对侦查权限制规定的缺失

对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极易导致权力的错位和滥用。因此,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侦查权属于公权力的范畴,必须受到必要的限制。     

依法执政,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依法执政是执政党把握执政规律的重要体现,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的客观需要。依法执政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关键是依法授权,核心是依法用权,保证是依法监督。依法执政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从事执政行为的依据是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法规,而不只是或主要是执政党自己的政策;要求执政党通过法定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执政,而不是直接通过执政党的组织形式执政;要求执政党应依据宪法和法律确定的国家权力运作方式来执政,而不能打乱国家政权的运作方式。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的法治精神解读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以下简称《纪律条令》）创新了公安内部监督体制,加大对权力的制约,严惩超期羁押、刑讯逼供、＂冷硬横推＂等行为,保障执法对象的人身自由权和生命健康权,确保权力为权利服务,并以部门联合规章的形式公布施行,实现了上位法与下位法的统一。《纪律条令》将限制权力、保障权利、法律至上的宗旨贯彻始终,从而从价值层面上体现了现代法治精神,从技术层面上体现了公安立法的进步。     

质询权性质的辨析

就质询的本质而言，质询权的性质既不是人大代表的权利，也不是人大的集体性宪法权力，而是人大代表的法定权力。质询权作为人大代表的一项法定权力，具有不可放弃性、有限性、法定性和强制性。准确界定质询权的性质，有助于确保质询权的运行规范、有序、高效，加强人大代表对“一府两院”的监督。     

我国高校自主权的法律性质及规权之路

高校自主权的法律性质是指这种自主权在法律上公、私属性的界定。高校自主权的源头可追溯至学术自主权、国家教育权和社会教育权,这也是高校自主权在法律上产生公、私属性界分的根源。高校自主权与高校法定之权同为一物,既包括权力,也包括权利。体制改革使我国高校走向"法人化"成为现实,我国高校客观上具有多种法律主体资格。我国法律并非没有设置对高校行为公、私属性的应有关注,"事业单位法人"界面承载着复杂的"法律内象"。具体界分公立高校自主权的公、私职能,设置"角色串通"的防范机制,对于完善我国教育法制,促使高校更准确地履行其法人权利与义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论涉外案件处置的制约因素及解决路径

涉外案件处置中存在较多的制约因素,表现为法律法规尚不完备,现行法律法规关于涉外案件实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设置不合理,涉外案件办案机制不健全。宜深化执法理念,构建完善的涉外案件处置法律体系,完善涉外案件警务合作机制;提高办案人员素质,增强办理涉外刑事案件的能力。     

刑事侦查权的司法介入

我国刑事权运行中存在侦查机关的自行决定权力过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制约简单肤浅、流于形式，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形无力虚，刑事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缺乏有效的权利救济手段和途径的情况，使刑事侦查权因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而明显失衡，从而导致刑事司法权威与公信力的缺失。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结合国际公约的要求，必须在刑事侦查阶段建立中立、公正而又及时的司法审查，由法官主持司法介入审查刑事侦查权力行使的合法性，以防止侦查中滥用强制性措施对犯罪嫌疑人造成伤害，避免侦查权的异化，依法制约和规范刑事侦查行为，完善司法审判权的设置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