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特丹规则》下中国与泰国海运立法探讨

本文通过分析比较《鹿特丹规则》下中国与泰国的海上运输法的具体内容，得出中国和泰国在海上运输法领域的立法走向，为中国发展与泰国的经贸关系提供建议。     

媒体诽谤与权力造罪

从编发短信"诽谤"县领导被判有罪,发展到报道诽谤案的记者也被以诽谤罪立案侦查,这不仅仅是一个罪与非罪的判断问题。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同样要遵守程序法,司法机关不能轻易将涉嫌诽谤的自诉案件转换为公诉程序启动。对进行负面报道的记者,以诽谤罪立案值得高度警惕。开这样的先例,已经危害到正当的舆论监督权,乃至国民普遍的民主权利。避免权力造罪必须重新反思官员的"官"意识,归根到底是要进一步强化官员的公仆观,尤其是对滥用公权力者,如果尚未构成犯罪,也应令其承担相应的其他不利后果。     

论侦查制约权的立法配置与实践困境——以意大利法为中心

在刑事诉讼制度中最能体现诉讼模式价值趋向的莫过于侦查制约权的配置模式，1988年的《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引入了许多当事人主义理念，建立起了以侦查法官为核心、检察官职能分立、律师广泛参与的侦查制约体系。然而，由于在这种权力配置模式的设计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学者和立法者，作为法律实务工作者的司法警察、检察官、法官和律师的意见并未得到充分尊重。立法的缺陷直接导致这种权力配置模式缺乏实践基础，新法运行时间不长就出现了“警官抵制检察官，法官抱怨检察官，律师无所适从”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局面。作为深受大陆法系影响的我国而言，对意大利侦查制约体系的转型过程和实践效果进行考察，会给我们思考侦查制约权优化配置这一问题提供启示。     

叶公好龙:刑事证人出庭的一个寓言

我国目前呼唤"证人出庭"是一个叶公好龙式的伪命题,无论是法官、控辩双方、被害人,还是警察等都没有做好证人出庭的准备。其中书面证言确认制度、"大司法机关"体制、证人全程伪证责任等因素促生法官不情愿证人出庭的心理,而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缺乏"怀疑权力"的文化传统和个人积极性。进而言之,目前关于证人出庭具体配套规则的对策也有难以克服的缺陷。而我们要认真对待实践而不至于做脱离实际的制度设计。     

论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适当限制规则

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与一般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不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应当确立医疗损害赔偿适当限制规则。具体的限制方法,应当限制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数额、应当对医疗过失引起的财产损害赔偿运用原因力规则合理确定、应当特别强调定期金赔偿在医疗过失损害赔偿中的适用和应当借鉴排除间接来源规则在医疗过失损害赔偿中实行损益相抵规则。     

关于医生处方权法律属性的探讨

目前对于医生处方权的法律属性尚未有统一的认识，本文从分析权利、权力的性质出发，结合医生处方权的取得、所指向的客体及其所处的基础法律关系性质的分析，认为医生处方权应属于私权利。     

两大法系中的不方便法院原则及在中国的合理借鉴

一般认为不方便法院原则起源于苏格兰,并在英美法系国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然而,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和地区也存在着这一制度或类似的制度和做法,这些类似的制度或做法同样体现了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核心和实质精神: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和有利于实现当事人的利益及个案的公正。在中国,立法中过度管辖的存在和互联网立法的缺乏使得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引入存在必要性,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套和司法实践又使得该原则的引入存在着可能性。应当结合有关的法律传统和司法特点,设计出适合中国的不方便法院原则。     

从人性恶到有效治理：权力制约的新思考——兼论中国权力制约机制的完善

主流理论多从人性角度证成权力制约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此一研究路径存在着一些无法克服的缺陷，应当从权力的有效治理的角度来重视认识权力制约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行政犯罪分类理论反思与重构

我国行政刑法对行政犯罪的分类研究尚局限于刑法对其法益类别的规定，而忽视了行政犯罪的行政违法属性对其分类的意义。由于行政犯罪的主体不同决定着行政违法的性质和内容也不同，故宜以主体为标准将行政犯罪重新分为公权力主体行政犯罪、国家公职人员行政犯罪和管理相对人行政犯罪三类。新的分类符合行政犯罪自身的规律和特性，有助于行政犯罪的认定和适用及行政犯罪研究体系化。     

紧急状态与行政法治

Emergent administrative power is a necessary power for dealing with emergent situation. Although different emergent administrative powers under different constitutional systems are different in content, they share the same logic structure. The establishment and the execution of the emergent administrative power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regulation of law. The regulation of emergent administrative power requires for the adoption of various measures with attention to the balance of values. Translated from Faxue Yanjiu 法学研究 (Case Journal of Law), 2004, (2): 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