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化遗存的保护与利用——以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为例

抗战文化遗存是城市不该忘却的记忆,也是城市最有价值的文化资源之一。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抗日战争时期城市原有的文化遗存正面临着被毁坏甚至消失的问题,抗战文化遗存的保护和利用滞后的现状,亟待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亟待出台文化遗存保护利用规划以及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     

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腐败问题

腐败的蔓延和加剧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起迅速完成了以经济起飞为核心的现代化过程,但腐败之风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愈演愈烈。尽管腐败现象的加剧与现代化进程有着直接关联,但它对于韩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腐败问题已成为韩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障碍。经济发展与腐败蔓延的齐头并进是韩国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腐败是现代化的润滑剂,恰恰相反,正是历届政府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才保证了韩国现代化的成功。现代化进程中韩国在反腐败方面所留下的经验教训,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鹿特丹规则》下中国与泰国海运立法探讨

本文通过分析比较《鹿特丹规则》下中国与泰国的海上运输法的具体内容，得出中国和泰国在海上运输法领域的立法走向，为中国发展与泰国的经贸关系提供建议。     

媒体诽谤与权力造罪

从编发短信"诽谤"县领导被判有罪,发展到报道诽谤案的记者也被以诽谤罪立案侦查,这不仅仅是一个罪与非罪的判断问题。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同样要遵守程序法,司法机关不能轻易将涉嫌诽谤的自诉案件转换为公诉程序启动。对进行负面报道的记者,以诽谤罪立案值得高度警惕。开这样的先例,已经危害到正当的舆论监督权,乃至国民普遍的民主权利。避免权力造罪必须重新反思官员的"官"意识,归根到底是要进一步强化官员的公仆观,尤其是对滥用公权力者,如果尚未构成犯罪,也应令其承担相应的其他不利后果。     

论侦查制约权的立法配置与实践困境——以意大利法为中心

在刑事诉讼制度中最能体现诉讼模式价值趋向的莫过于侦查制约权的配置模式，1988年的《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引入了许多当事人主义理念，建立起了以侦查法官为核心、检察官职能分立、律师广泛参与的侦查制约体系。然而，由于在这种权力配置模式的设计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学者和立法者，作为法律实务工作者的司法警察、检察官、法官和律师的意见并未得到充分尊重。立法的缺陷直接导致这种权力配置模式缺乏实践基础，新法运行时间不长就出现了“警官抵制检察官，法官抱怨检察官，律师无所适从”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局面。作为深受大陆法系影响的我国而言，对意大利侦查制约体系的转型过程和实践效果进行考察，会给我们思考侦查制约权优化配置这一问题提供启示。     

叶公好龙:刑事证人出庭的一个寓言

我国目前呼唤"证人出庭"是一个叶公好龙式的伪命题,无论是法官、控辩双方、被害人,还是警察等都没有做好证人出庭的准备。其中书面证言确认制度、"大司法机关"体制、证人全程伪证责任等因素促生法官不情愿证人出庭的心理,而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缺乏"怀疑权力"的文化传统和个人积极性。进而言之,目前关于证人出庭具体配套规则的对策也有难以克服的缺陷。而我们要认真对待实践而不至于做脱离实际的制度设计。     

法律监督在我国监督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我国的监督体系是一个对权力进行多角度监督制约的有机统一体。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依法对法律的执行和适用情况进行的有法定效力的监察、督促工作,其本质属性是权力制约。检察机关的宪政地位决定了法律监督在我国监督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具有其他监督形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在监督体系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论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适当限制规则

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与一般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不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应当确立医疗损害赔偿适当限制规则。具体的限制方法,应当限制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数额、应当对医疗过失引起的财产损害赔偿运用原因力规则合理确定、应当特别强调定期金赔偿在医疗过失损害赔偿中的适用和应当借鉴排除间接来源规则在医疗过失损害赔偿中实行损益相抵规则。     

关于医生处方权法律属性的探讨

目前对于医生处方权的法律属性尚未有统一的认识，本文从分析权利、权力的性质出发，结合医生处方权的取得、所指向的客体及其所处的基础法律关系性质的分析，认为医生处方权应属于私权利。     

迷局与破解:当前检察权研究中的误区剖析

学界对检察权的研究存在四个明显的误区。首先是三权分立的僵化框架抑制了监督权的独立形态,致使检察权的监督性被遮蔽;没有对不同诉讼模式作区分,也没有对不同诉讼模式中的检察官做出区分;角色认知上人为地抬高检察官贬低法官造成误解;片面地理解监督方式,脱离实际地只看见监督链没有看见监督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