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乡镇政权中党委与人大间关系的协调

监督权是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赋予乡镇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乡镇人大在行使这项职权的过程中,离不开党的领导。在乡镇政权体系中,如何处理好党委和人大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在理论上、实践上都需要进一步深入认识和明确的重要问题。     

宪政视角下的国家刑罚权

国家刑罚权是一柄双刃剑,既能保证人权,也容易侵犯人权,因此必须以宪政的精神对刑罚权予以规制,特别是要以正当法律程序对其规制,使刑罚权更加谦抑、更符合人道性,这也是契合宪政之道的。     

论《天坛宪草》的国家权力配置

《天坛宪草》中国会与立法权力优越过度的国家权力配置具体表现为:超强的国会和立法权力;受到严格制约的总统和国务院以及行政权力;漂移的法院和司法权力;纵向的国家权力配置阙失;法律工具主义隐身于权力之争。国会与立法权力优越过度的配置模式与法律工具主义的缺陷成为招致宪法草案胎死腹中之命运的一个关键因素和直接诱因。     

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 ,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 ,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 ,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 ,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 ,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 ,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 ,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下     

鼎立统一：“一分为三”的表现形式之一

“一分为三”命题包括鼎立统一。在中国哲学史上,鼎立统一即三足鼎立是有地位的。后来在谈“三”色变的氛围之下,鼎立统一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现在应该充分认识它的哲理性,肯定它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依法执政的法意省思

依法执政是中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执政方式的重大调整和深刻转变,是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执政党执政理念法治化的根本体现,也是顺民心遂民愿的明智之举。依法执政理念要作为指引执政党执政实践的正确航标,本身需要从法治而非人治的视角进行明确的梳理和辩思。     

检察权配置的现状分析

我国检察权的配置是借鉴国外检察制度和我国古代御史制度的优良成果,并结合我国国情建立起来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前法制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检察权在运行的过程中存在着法律规定不完善、缺乏强制力、各项权能存在漏洞等问题。优化检察权的配置,对于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检察职能,强化国家法律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教育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加强学习 ,努力提高政治素质、思想和道德境界 ;加强党性修养 ,增强党的意识 ;思想上、行动上、作风上坚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公 ,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破除“官本位”意识 ,坦然对待个人升降去留 ;信守为人民掌握和行使权力的原则 ,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 ,这是当前教育干部树立正确权力观的几个重要方面。     

影响农民增收的制度因素浅析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当前农村发展的突出矛盾。农民能否增收与国家支持农业的政策和有关制度有着深层次的联系,政策和制度强烈地影响着农民的经济命运和社会地位。农民增收应改革户籍制度对农民社会地位的隐性限制;农民增收要消除乡村组织制度对农民利益的损益剥夺;农民增收应对的县乡组织制度创新要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理念。     

Ausmaß, Strukturen und Implikationen präsidialer Macht im postkommunistischen Raum

This research note builds on recent results of the literature on presidentialism to develop a new measure of presidential power. The Index of Presidential Power (IPP) differentiates three dimensions: legitimacy, legislative and non‐legislative powers. The IPP can be used for all types of governmental systems in different political regim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IPP estimates presidential power granted by the constitution in all 28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This information is collected in the IPP data set, which is used to carry out analyses at the aggregate level as well as at the level of the individual presidential power dimensions.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mi‐presidential category is of little use. The comparison of the IPP with alternative indices of presidential power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indicates that political analysis should give more attention to presidential power struct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