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警察权规制路径的思考

警察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权的运行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国家法制文明的发展水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转型时期,警察权的运行状态引起了学术界和公共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警察权的配置是根据国家政治制度和权力组织形式而界定的,研究警察权的治理问题必须基于国家政治制度的框架,坚持从现实社会的需要与可能出发,才能解决问题。     

论侦查权的性质与特征

侦查权在我国被认为是一种司法权,这导致犯罪嫌疑人在认为侦查机关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时无权申请法院进行审查,这对于保护被追诉人的权利是极其不利的。从本质上来看,侦查权是一种执行权,这与行政权是一致的,而与司法权有着根本的差异。从基本特征来看,侦查权在价值与功能、体制与人员以及权力运作方面也与司法权有着根本的差异。     

职工家庭消费需求行为及购买约束与科学消费

职工家庭收入由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及转移收入三部分构成。职工家庭支出包括消费和投资支出,消费首先是物质消费,其次是精神文化消费。职工家庭消费是享用有偿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使人的需要得到满足的行为。职工家庭消费偏好是对特定的商品信任。职工家庭消费是生存必须基础,但是消费受职工家庭收入即实际购买力的约束,因此需要科学安排职工家庭消费支出。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与政府税收立法权的界定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税法的首要原则。根据这一原则,税收要素、税收程序基本方面的立法权都应由议会机关保留。政府部门只有对税收程序中的具体问题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即使在授权立法的情况下,对政府部门的授权也只能针对个别、具体的事项。     

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意义——兼答“统一公法学”可能遭遇的质疑

建立统一公法学,既契合了特定的时代背景,更将产生重大的时代意义。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背景:一是权力分立的铁律被突破,权力交叉的趋势在加强;二是国家社会一体化解体,社会公权力快速成长;三是学科的细化在加剧,学科的综合在并进。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意义:一是有利于提炼规范国家公权力的基本规律,完善对公权力的整体调整;二是有利于研究公法面临的新问题,克服传统公法学研究的盲点;三是有利于加强公法基础理论研究,完善公法学科体系。建立统一公法学,并非否定权力分立的宪政原则,并非为了部门公法学的自身利益,并不违背学科发展的基本趋势。     

紧急状态下的权利保护与救济

紧急状态下为了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需要政府享有必要的紧急权力,包括更多的限制或剥夺公民的合法权益的权力,在法治时代这种权力也要受法律的理性规制,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应是紧急状态立法的重要目的或价值取向之一;政府行使紧急权力要遵循一定的法治原则,而公民面对政府紧急权力的行使,除了享有一些不可克减的基本权利外,还应享有知情权、监督权、紧急救助请求权、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权、特别损失补偿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从而获得有效的救济。     

警察:请尊重公民的私权

公权与私权,是法制社会权利之两翼。现代法治设计的重要思想就是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对社会个体权利的保障。树立尊重公民私权的意识和遵守法定程序的观念,是我国人民警察队伍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法律责任歧见剖析──与李颂银先生商榷

文章批评了“李文”对法律责任的误解,认为：“传统法理学”在法理学界并不具有明确的涵义;法律责任不是一种关系,而是一种实体,以法律责任作为构建法理学的基石范畴也存在诸多理论问题;法律责任的认定和追究权属于法定机构,而不属于其他社会主体。     

宪政、权力制约与社会秩序--法治视角下孙志刚事件的深层思考

保障公民权利,需要公共权力,但公共权力又构成对公民权利的威胁。孙志刚悲剧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滥用的结果。权力制约最根本的制度保障是宪政。宪政是法治的政治前提,又构成法治的最基本内容。制定了宪法,不一定就有宪政。宪政需要靠一系列可实际操作的具体制度作保障。就宪政领域而言,程序正义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实体正义,或许具有比实体正义更重要的价值。因为宪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权力如何产生以及如何运行的程序问题。有效地制约权力,不会危及社会秩序。相反,只有对权力实现有效制约的法治社会,才能形成良好而合理的社会秩序,才能长治久安。而通过强化警察权力维持社会秩序不仅会有损秩序的价值,最终还会从根本上动摇社会秩序。     

我国警察权再配置的法律问题分析

在法治国家的背景下,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和管理职能不断发生变化,对作为典型行政权的警察权提出了新的要求,既有的警察权配置面临着各种问题和挑战,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形势的发展需要。文章从对警察权的性质和既有配置规则的分析入手,提出了警察权再配置的立法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