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国情与我国宪法监督模式的选择

宪法监督模式的选择必须符合我国国情,这是宪法监督发挥作用的前提。我国宪政国情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政治理念上,强调议行合一;制度层面上,人大制度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制度;实践层面上,执政党是实际的国家权力中心。特有国情使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面临是否承认分权、人大是否受监督、执政党行为是否受制约等困惑。特有国情决定了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实质是保障各级各类国家机关贯彻执行执政党的方针政策,而关键是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人行为应受合宪审查。我国应建立执政党成员占主导地位的、中央与省两级分别设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这种宪法监督模式有利于实现对执政党组织的监督,有利于树立人大权威,有利于实现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法律化。     

我国不起诉裁量权的现状及未来走向

不起诉裁量权是检察官对于起诉与否的选择权,随着诉讼的激增,各国都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该项权力,我国立法也不例外,但是由于范围过于狭窄,以及配套机制的不完善,使得该权力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应当兼采两大法系在此问题上的做法,采取有效措施,以补现行制度之缺陷。     

对立法权限度的法理思考——专论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它们集中表现为:一是两者的立法权都处于不受约束的地位;二是两者立法权行使的范围相互矛盾和冲突,给法律的实施带来许多的困惑。而建立合理、有效的立法体制,完善权力监督机制,是我国转型时期法治建设必须思考的问题。     

手机谣言短信与行政权的介入

在手机短信给人们交流信息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出现了人们所没有预料到的问题,谣言短信便是其中之一。谣言短信侵害了公共利益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严重扰乱了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治理谣言短信,行政权必须通过多种途径介入。当然,行政权在介入治理谣言短信时,必须把握一定的原则,妥善处理好治理谣言短信与保护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     

图们江地区开发开放再度升温

在区域合作一体化成为新一轮发展新模式的时代,东北亚地区间国际关系的改善和各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延边内生动力的驱动,为图们江地区开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由此,UNIDO、国家、省、州对图们江地区开发的关注再度升温,周边国家的开发热情再度升温,延边由"主动参与"演变为"主导发展"的角色。为了提高图们江地区开发的深度与质量,提出了创新国际合作开发体制的新机制,并制定了建设新的增长点与畅通的对外通道、建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金融支撑体系等对策建议。     

坚持对上对下的统一 始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学习“三个代表”思想的体会

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要求我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统一起来。但是在实践中两者的统一却存在着一些问题 ,其根源在于监督机制、干部管理体制等存在缺陷。要实现对上对下的统一 ,必须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 ,加快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 ,大力加强法制建设 ,加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     

关于苏共执政方式转换失败的思考

苏共传统的执政模式具有权力高度集中、个人专断、滥用权力、决策失误和政治腐败等严重弊端.苏共对其执政模式的改革先后犯下了左倾和右倾错误,从而导致改革的失败.苏共执政模式的衰败是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在新的挑战面前,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必须实现执政方式的转换.在遵循适时、稳定和渐进原则的前提下,变具有强制性、直接性、集权性、人治性的传统执政方式为具有合法性、间接性、民主性、法治性的现代执政方式.     

基于资源的公司权力配置研究

随着公司治理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处于公司治理中心的权力配置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以公司所拥有的资源为视角,可将参与公司权力配置的资源分为硬资源和软资源这两类。在对影响权力配置的产权状况、资源结构和性质、资源的集中度等关键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公司价值创造的逻辑,公司权力(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可基本分为一元主导、二元分享和多元共享这三类配置模式。这一研究对公司治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内近年来对府际关系研究综述

府际关系是一国政府行政体系内的不同层级之间、不同部门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以及部门与地区之间的关系,从主体的角度看,简言之就是块块关系、条条关系和条块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国内政府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府际关系的研究成为重要课题。     

论国家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

公共利益是启动国家征收的前提也是国家征收制度的核心内容。我国的公共利益法律界定模式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完全的列举模式。实践中,具体的公共利益的界定应由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依法定的符合公共决策规律的程序行使。人大可以通过对土地出让金、财政预算的监督,以及行使《监督法》赋予的对社会重大事项的监督权等方式间接控制行政机关“公共利益”的界定权。司法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界定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法治国家必不可少的,应在体制上保障其中立地裁决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征收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