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售商品房按揭法律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研究国内按揭的内涵,对涉及按揭性质的抵押说、质押说、让与担保说提出了异议,从而将预售商品房按揭界定为一种新型的物的担保方式,并经过分析按揭中存在的风险,提出了完善我国按揭制度的法律构想。     

农民有序政治参与问题及对策——基于对贵州省8个民族行政村的实证调研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政治建设的程度和水平。因此,引导农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对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分析,力求找出目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并为完善农民有序政治参与提出对策及建议。     

打黑背后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本考察——以重庆打黑为分析样本

打黑曾经是而且仍然是我国政治生活及法律生活的主题。对涉黑犯罪人员进行定罪处罚体现了刑罚正义,但对制止涉黑犯罪只能起到治标作用。涉黑犯罪能够作为一种犯罪形态长期存在,有其运作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官员涉黑也有其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等原因。这些资本错综复杂地交织于不同场域,是致使涉黑犯罪“打击不力、除黑不尽”的深层原因。     

论“碳政治”博弈的国际法治理

围绕哥本哈根国际法进程而展开的碳政治博弈,因《哥本哈根协议》的无约束力而造成零和博弈的结果,也使未来国际法进程面临＂双轨＂抑或＂三轨＂并进的机制选择,同时,气候变化的国际法治理仍将针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适用而展开,国际社会如能经由＂人类共同关切事项＂明确＂共同责任＂的内涵,通过实质性公平原则而认同＂区别责任＂的要旨,推动《哥本哈根协议》的落实和发展,将在＂霸权缺失＂下的＂碳政治＂博弈中,以＂软法＂特有的张力和灵活性,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国际法地位,并弥合各方分歧,促进＂为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现代公司的本质：营利性、赢利性抑或盈利性——基于词义辨析与营利性内涵的分析

梳理公司的本质并在立法中加以合理疏导是当前和今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这在我国已基本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和当前越来越强调公司社会责任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目前学界对公司本质的表述存在营利性、赢利性抑或盈利性之认识与使用的分歧,在造成误导的同时也引发了一定程度的以讹传讹。理清这一问题乃当务之急。因公司经营有风险而存在投入与产出对比后有盈余或亏损的情形,故公司的本质为重在目的或理想之营利,而非重在盈余结果之赢利或盈利,公司的营利性包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动机、经营的持续性和有盈余应分配之根本性。     

公民社会维度下的中国网络政治结构

伴随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中国的网民总数已经达到3.16亿人,网络政治参与的时代到来。公民社会需要民众表达自己的声音,在中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尚未深入进行的情况下,通过网络政治的方式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提供了可能。"互动性"是网络政治的特质,具有社会学理论基础。中国网络政治路径的建构,将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未来形成提供巨大促进作用。     

论杜亚泉理性的政治思维

杜亚泉是"五四"文化论争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因为主张"文化调和论"而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学界对杜亚泉的关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他与陈独秀的文化论战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上,即主要是他的文化观。对于他的政治思想,却少有论述。杜亚泉理性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他的国家观、政治革命观、共和政体观和理性的政治思维。从杜亚泉对国家的分析,对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区分,可以得出杜亚泉是一个理性的、现实的政治思想家,他的政治革命与共和政治思想以及理性的政治思维,对我们今天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仍然有重要意义。     

论权力分享和运作机制下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

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是其作为参政党最重要的职能体现,参政是指民主党派人士担任政府中的实际领导职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而议政则是对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诸多问题进行调研,发表议论、提出意见和建议。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在现有政党体制中的权力分享和运作过程,也是其政治参与的具体表现,参政相对于议政而言更具有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特征。     

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基于非剩余价值学说视角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但这一学说自身的逻辑有必要重新检讨,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并不全是真理性。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不能说是以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作为列宁主义的核心和根本的列宁建党学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列宁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共产党领导。     

红色记忆与国家认同

红色记忆是人民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种政治心理叙事呈现形式,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国家认同结构存在着重要的影响。随着革命亲历者的逝去,国家有必要加强年轻一代的红色记忆建构,使之代代传承,强化国家认同,夯实国家政权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