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罪犯”还是“民族英雄”——以日本战后恢复对军人和战犯的抚恤政策为视角

对军人军属进行抚恤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动员的重要内容,日本战败后曾经一度废除。《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政府很快恢复了对不包括战犯在内的复员军人的抚恤、救助工作。在日本遗族会等保守团体的推动和"战犯释放运动"的影响下,经过几次修改,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全面恢复了对包括战犯在内的军人军属抚恤工作。无论是刑死还是狱死的"战犯"均被视为因公死亡享受抚恤,战犯服刑期间仍被作为"在职期间"累积计算抚恤年金,服刑期间伤病者另可以享受"伤病抚恤",战争罪犯俨然成了日本的"民族英雄"享受优待。日本政府从立法层面恢复对战犯的抚恤,对日本社会的战争认识和战争记忆的重构产生深刻的影响,也成为此后甲级战犯被靖国神社合祀的社会意识的基础。     

罪犯改造后期的自我意识偏差与调控

罪犯的自我意识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通过主体与其他人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是社会 化的结果。改造后期罪犯自我意识的偏差直接影响其改造的积极性、主动性,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 乃至回归后的生活。加强对改造后期罪犯心理的外在控制和内在调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海峡两岸遣返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的困境和范围

在两岸遣返实践中,两岸对遣返性质的争论、遣返规范缺乏可操作性以及两岸对遣返对象的争论,是制约两岸刑事犯遣返机制顺利进行的三大困境.遣返的对象主要是刑事犯或刑事嫌疑犯,但还存在一定的限制性条件.     

公司资本犯罪的控制系统

公司资本犯罪是在其潜在犯罪人系统与罪前情景系统的成功互动下产生的，因此，控制犯罪的着眼点也就在于阻断两者的成功作用。由此，本文设计了其犯罪控制的最优系统，即罪前情景控制系统，包括刑事对策系统和非刑事对策系统两方面。     

试论信息技术和人性化管理在防止罪犯脱逃中的运用

罪犯脱逃是一种严重破坏监狱正常的监管改造秩序的犯罪行为,它不仅影响监狱正常的监管活动,破坏监内改造、生产、生活秩序,还会因追捕造成巨大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更为不利的是,罪犯的脱逃还很容易在其他罪犯中产生不良的示范作用,而且罪犯脱逃后不少人在社会上又进行各种严重的犯罪活动,危害社会治安,殃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多起罪犯脱逃案再次凸显了脱逃形势的严峻,不能不让人警醒和反思。针对罪犯逃脱成因的主客观情况,一方面,要运用信息技术来解决罪犯＂跑不了＂的问题;另一方面,要采用＂人性化管理＂来解决罪犯＂不想跑＂的问题。     

罪犯劳动职业技能培训的实践与探索

当前，中国监狱对罪犯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思路明确，分层建立了培训体系，强化了监狱教育改造罪犯的职能，但还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基础工作薄弱、经费和体制等方面的困难，应建立罪犯职业技能培训工作长效机制，继续争取和落实政策、加强罪犯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建设等，以提高罪犯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毒品犯罪若干刑罚问题新议——以大陆刑法理论为研究视角

本文以大陆刑法理论为研究依据,对毒品犯罪的若干刑罚现象作了分析并认为,没收毒资、制毒工具等是大陆刑法对物的保安处分;对不满16周岁和患有精神病的犯罪嫌疑人进行政府收容教养或强制治疗是对人的保安处分措施;《刑法》第356条是毒品犯罪的常习犯规定,当该规定与《刑法》第65条发生实体竞合时,可以合并适用两个条款;以“顶风作案”等藉口处罚行为人,在大陆刑法理论中找不到任何依据,不应予以提倡;毒品数量应当是毒品的纯量。     

人权核心论辩析——以刑事诉讼法目的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认为刑事诉讼法应当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与支持。这样的提法，不但从逻辑上无法理顺，而且与中华民族的法律观念、法律心理以及中国的现实国情难以契合，很可能会使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之目的，陷入名实难符的二难境地。     

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特点和预防措施

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是我国目前发案率相当高的一类职务犯罪 ,具有权钱交易普遍化、犯罪金额趋大化、犯罪主体多元化、作案手段多样化、共生性等较鲜明的特点。对其需采取提高薪酬福利水平、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规范市场运行机制、严格执法、加强教育等相应预防措施     

罪犯出监管理模式新探

中国出监监狱的建设起步于本世纪初,虽然已有十数年的历史,但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在当前行刑社会化的潮流之下,湖南“星城监狱”、浙江“乔司监狱”与四川“锦江监狱”等三所突出体现“开放式处遇”特征的专门化出监监狱赢得了广泛关注,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尚没有形成一种普适于全国范围内诸地区的通用模式。因此,立足于出监犯管理,依托上述三所出监监狱管理方式的成功经验,寻优逐劣、总结规律,对于创新出监犯管理制度并展望未来发展方向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