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实质条件的理论反思——兼论逮捕实质条件的立法完善

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国家不应该在宣布公民有罪之前羁押公民，但是，由于国家理性的限制，公民对于刑事纠纷的解决具有配合义务。这一义务的承担不是针对任意一个公民。追诉事实的可能性条件的功能就在于将负有特定配合义务的公民与其他一般公民区别开来。同时，诉讼风险决定了国家不能不惜一切代价追诉轻重不同的犯罪，追诉犯罪的严重性条件的功能就是在成本代价和惩罚犯罪的功利追求之间予以平衡。逮捕措施是程序性而非惩罚性措施，诉讼保障的必要性条件就在于准确体现逮捕措施的性质，从而具体实现逮捕措施的节约化。新一轮的立法修改，应该从上述三方面科学设计逮捕制度的实质条件，以实现羁押状态下等候审判是例外的通行原则。     

公诉案件庭前审查程序重构之法理探析及初步设想

我国修改前后的两部刑事诉讼法,虽然均在公诉案件第一审程序中对庭前审查程序作出规定,但由于立法时对庭前审查程序的功能认识不够清晰,相关规定过于简单和粗疏。因此,有必要对庭前审查程序的改革问题加以深刻思考。鉴于目前对于庭前审查程序的研究多局限在具体实施问题的层面,在评析各家之说的基础上,对庭前审查程序重新进行定位,对其价值取向、理论原则等问题展开初步论证。最后提出重构我国公诉案件庭前审查程序的若干设想。     

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有关立法建议

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今时代发展的主旋律,社会的和谐与否,执法部门是否正确执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一句至理名言＂权利失去监督必将产生腐败＂,如果执法部门的执法活动得不到有效监督的话,就难免会产生错案,就难免会侵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再如果权利受到侵害后得不到有效救济的话,就很容易引发上访事件,社会就不会稳定,更谈不上和谐。但我国目前的法律状况很难保证监督的有效性,因此,笔者建议立法机关尽快立法,以实现监督的有效性。     

论审查起诉中检察官的客观义务

客观义务是检察官履行职责的基本要求之一，它要求检察官基于客观公正的立场对被追诉者的利益予以保护，具体到审查起诉阶段就是要求检察官不但应当在实体上作出正确的起诉决定，还应当保障被告方的程序参与权，充分听取被告方的意见，注意有利和不利于被告人两方面的证据。我国目前的审查起诉程序基本上是检察官单方的、秘密的审查，缺乏被告方程序参与和听取其意见的具体操作程序，应当结合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原理对我国审查起诉程序加以改革。     

审判阶段补充侦查制度反思与改革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一项精细化的系统工程，任何一项具体制度的改革完善都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补充侦查的目的在于弥补前期侦查疏漏，完善案件事实和证据。法庭审判阶段补充侦查是程序倒流的典型样态，导致侦查行为与审判程序交错，渲染了侦查中心主义色彩，与程序安定、程序构造、公正审判等诉讼原理冲突，缺乏理论证成。实践中，这一制度呈现功能异化倾向，成为延长诉讼期限、规避控诉风险和终结诉讼程序的变通之策，背离立法初衷。从长远来看，宜于废止法庭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同时建立健全检察引导侦查、公诉审查、撤回起诉、司法业务考评等配套制度，以契合审判中心之要求和庭审实质化之价值。     

我国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制度的思考

2012年新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未成年人暂缓起诉"的规定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制度的正式建立。我国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制度刚具雏形,设计机理不明确,内容上过于狭隘,具体操作上主体、程序、标准模糊,与司法转处制度相配套的制度不成熟,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有现实的必要。     

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公诉机关在提起公诉时,首先要确定查明标准,即对犯罪嫌疑人有罪形成的心证达到何种程度;其次要确定证明标准,即公诉人对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明能使或者预计能使裁判者的心证达到何种程度。确定了查明和证明的标准,才能够提起公诉。     

民事检察建议书及其功能的发挥

民事检察建议分为一般检察建议和再审检察建议,文章从检察机关的性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要求、实现实体法律的正义性以及反腐倡廉等方面探讨了加强民事检察建议工作的必要性,分析了民事检察建议书在制作与功能发挥中的若干问题。     

检察机关执行修改后《民事诉讼法》有关问题研究

1991年4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现已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今年4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审议了《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民诉法二审草案》),新的《民事诉讼法》明年将会颁布实施。《民诉法二审草案》增加了公益诉讼制度、小额诉讼制度,细化了调解程序与审判监督程序,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执行活动、调解案件进行法律监督的新职权。检察机关如何执行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是摆在民行检察部门面前的重要课题。     

公民基本权利在刑事追诉中的可能状态

公民一旦受到国家刑事追诉,其基本权利即陷入了危险的境地,既有可能受到因正当程序造成的合理性伤害,更有可能遭受非正当程序带来的巨大侵害,再强大的犯罪势力在国家暴力机器面前也渺如蝼蚁,更何况国家追诉还存在因制度缺陷而殃及无辜的可能性。这就是刑事诉讼制度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必须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人权不受过分损害和非法侵害的根本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