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劳动政策的差异与协同

跨部门和地区协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现形式,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亦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将政策文献与治理实践进行有效的“对话”,以1997年京津冀进入一体化实质发展阶段以来三地公布的劳动政策文件为分析文本,结合京津冀协同治理实践,考察京津冀府际间政策文本差异与协同特征。分析发现,在一统体制和中央顶层设计背景下,京津冀劳动市场一体化趋势明显,劳动政策内容和数量协同逐渐增多,但在有效治理与利益驱动下存在央地目标设置错位等现象;京津冀劳动政策协同与差异并存,进而形成对区域协同治理的双刃剑效应。     

办事机构如何办事？——对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一项整体分析

领导小组的研究工作需要适时进阶,从而将领导小组办公室置于学界的聚光灯下。基于重要程度、受关注度、资料完整度等指标,可采用中央领导小组、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的办事机构作为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的基础信息表。实地调研、文件起草、政策阐释、督促落实这四项重点职责,构成了领导小组办公室运转的功能矩阵。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作用机理呈现为X型链接,即对上承接领导小组成员集群、左右联动职能部门集群、向下延伸下级主体集群。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现实角色已远超过办事机构层面,其乃是国家治理中的一个关键行动者。     

互联网治理语境下的刑事法治发展路径

互联网时代网络犯罪不断升级转型,危害严重。基于传统犯罪规律而建立的现有刑事法治体系,在应对滋生蔓延的互联网犯罪方面呈现出疲软乏力之势,难以有效发挥遏制互联网犯罪扩张的功能。因此,我们必须深刻把握互联网犯罪的基本规律,全面检视现有刑事法治在应对互联网犯罪方面的缺憾,在保障互联网健康发展与实现互联网治理同步进行的基础上,从观念、规范、运行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反思,以实现对互联网犯罪的有效治理。     

我国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弊端检讨及完善路径

我国的公司治理立法呈现出割裂性、矛盾性与过渡性的特征,问题并不在于立法模式的选择,而在于立法体例的设计不当。目前的最佳解决途径是改变既有的公司立法体例,抛弃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传统分类,将公司分为开放型公司和封闭型公司来有针对性地设计公司治理制度。规则应进一步细化,仅仅对开放型公司强制规定公司内部治理制度,对封闭型公司则赋予更多的自主权,由股东在章程中自由进行公司组织机构的设置。通过立法体例的改革和规则的细化来满足私法对自由价值的追求和商主体对成本的控制,保障公司营利性目标的实现。     

回顾与前瞻:澳门特区公共行政改革

回归以来,澳门特区政府推出形式多样的公共行政改革措施,在重组政府架构,简化行政程序,规范行政行为,提升服务素质,完善公职制度,制定施政规划,提高施政透明度,强化政策制定能力、危机处理能力以及区域合作能力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然而,澳门特区公共行政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政府职能没有得到系统梳理、行政组织设置过度专业化、问责制度缺乏执行机制、治理人才缺乏相应选拔培养机制、葡式行政制度缺陷尚未得到根本改革等方面。因此,澳门特区政府需要在既有改革的基础上推进新的改革。     

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党的制度建设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建设贯穿政治立党、思想建党、组织管党、作风兴党、纪律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全过程,党的制度建设成效卓著。其中,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是制度建设的纲和魂;推进作风建设是制度建设的开篇之作和重要内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制度建设的重要抓手;完善责任体系、强化党内监督是制度建设的重要保障;加强纪律建设是制度建设的根本途径。党的制度建设的生动实践形成了前瞻性和规划性、针对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配套性、时效性和可操作性、实践性和理论性等十个鲜明特点;彰显了七个统一的重要原则,即:坚持政治统领和人民中心相统一、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统一、坚持明确责任和狠抓落实相统一、坚持问题导向和深化改革相统一、坚持日常监督和长期监督相统一、坚持党内监督和法律监督相统一、坚持惩治昏懒庸贪和鼓励担当作为相统一。这对新时代推进制度治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升党的治国理政效能具有深刻启示。     

中国共产党忧患意识的传承发展与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近代社会剧烈变革与历史进步的产物,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是核心密码。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精神品质,更是今后能否破解长期执政历史性难题的关键密钥。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忧民族危亡、忧人民解放、忧党的生存,而新中国成立后主要表现为忧患怎么为广大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怎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把长期执政作为一种战略,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时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牢牢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     

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中地方政府的创造性执行

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需要地方政府的创造性执行,把生态文明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效能,切实改善环境质量,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建设美丽中国。推动地方政府的创造性执行,要建立必要的制度保障,核心就是地方政府推动发展的强力激励与地方政府生态环境主导责任落实的制度能够相容,还需要构建合宜的运行机理,即执行要落地、规划要协同、执法要服务。     

数据治理法律路径的反思与转进

数据已成为数据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和企业之间竞相争夺的战略资源。当前数据法律规范体系正处在理论构建阶段,数据法律规范严重滞后于数据产业的发展,并引发诸多的数据纠纷。理论上,依靠传统财产权路径,尤其是创设绝对权性质的数据财产权成为数据治理的主要选择,但此路径面临着诸多问题,新型数据财产权的构建仍前途未卜。数据治理合同路径更契合当前数据经济的发展,在实现数据流通与商业模式创新上更具灵活性,其本质是数据许可合同的规范问题,应成为数据治理的重要法律路径。我国数据治理合同路径应当构建以数据许可合同为一类典型合同作为数据时代的基础合同,并参照国外相关立法实现此类合同的专门立法。     

Measuring multi‐level regulatory governance: Organizational proliferation,coordination, and concentration of influence

As regulation increasingly results from the interplay of a wide array of different actors operating at different levels, it has become crucial to focus on how these constellations of regulatory actors operate. Although this research field presents huge potential for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we still lack the measurement techniques to allow systematic comparative research. We contribute to filling this gap with four indices measuring crucial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actor regulatory arrangements: (i) the scope of organizational proliferation; (ii) the extent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regulatory actors; (iii) the amount of influence that each individual regulatory actor has on the sector regulation; and (iv)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regulatory influence is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one or a few actors. We argue that our indices are sufficiently systematic, reliable, and flexible to be applied in a variety of research contexts relating to multi‐level and multi‐actor regulatory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