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超越承担过失”

“超越承担过失”是犯罪过失中的一类特殊形态,在注意能力方面有别于一般的过失,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对其展开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在中国大陆过失犯理论中,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也是可行和必要的。     

对建立我国禁毒工作评估体系的设想

为进一步分析、预测和研究禁毒工作形势的发展趋势,正确决策我国的禁毒方针,切实增强各级党政领导抓禁毒工作的责任意识,确保社会安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家禁毒委应建立健全禁毒工作评估的相关制度及评估措施,有步骤地做到阶段性评估与年度评估、专项评估与全面评估、自我评估与专家评估相结合,最终形成动态状况下科学评估禁毒工作的体系。     

现代司法理念与司法为民——一个凌架于最高标准之上的标准

司法为民是最高法院提出的运作和衡量司法活动的一个重要价值目标。值得质疑的是它并不是从司法程序的内部结构、规律与立法的精神方面考虑问题。司法为民只能是司法公正的下位概念,即在一般的国家集体公共利益与百姓利益发生对立时,在司法公正缺乏法律和理论依据时,以为民的价值倾向作为公正的标准,并以此设计制度和具体操作才是正确的。     

论担保物权期间的效力

新出台的《担保法》解释基于物权法定主义规定当事人约定的担保期间无效。物权法虽以物权法定主义原则作基石却亦有意思自治之空间 ,物权法定主义仅指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 ,当事人不得自由创设 ,于此之外 ,应为当事人自治之领域 ,担保期间的约定就属当事人自治之范畴。承认当事人约定的担保物权期间的效力能够提高担保的信用 ,更好的发挥担保制度的立法功能 ,同时也能使当事人充分实现意思自治 ,体现民法的私法本质。故此 ,立法应当承认当事人约定的担保物权期间的效力。     

刑法机能产生的制度基础

刑法的整体机能是由刑法的诸多构成要素共同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对于刑法的每一种具体机能来说,其产生却分别由刑法不同的构成要素所决定。考察刑法机能产生的制度基础,其实践上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在对刑法机能与刑法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刑法的结构而建构刑法机能的良性机制;以技术手段增加刑法的有效性,使刑法真正成为有目的的社会控制手段。     

论日本女训中的儒家女性观

受中国女训影响,随着儒家思想的兴盛以及封建家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日本女训在近世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普及。对男尊女卑等儒家女性观的吸收和借鉴是日本女训最为鲜明的特色之一,但这种借鉴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根据日本的社会现状,有选择地加以模仿。探讨其中所体现的儒家女性观,有利于我们把握当时日本女性的生存状况及其对当今日本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     

Empathic emotions and justice in society

Empathy is defined as an affect more appropriate to another's situation than to one's own. The paper (i) summarizes different modes of empathic affect arousal; (ii) shows how empathic affect may interact with social-cognitive development, to produce four levels of empathy development; (iii) suggests that causal attributions may transform empathic affect into sympathy, guilt, and empathic anger, which are major moral affects; (iv) discusses how these affects may influence moral judgment and behavior; (v) points up empathic morality's limitations and the need to embed empathy in relevant moral principles; (vi) discusses possible links between empathy and justice principles, with special focus on Rawls; (vii) illustrates the interplay of empathy, moral judgment, and justice; and (viii) suggests that moral principles may become hot cognitions.     

以共享促共生:疫情冲击下全球治理转型的中国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其应对最有效的路径仍是全球治理。危机之下人类社会的存续需要超越私利实现国家间共生。相对于西方传统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国方案基于对疫情下全球化时代的共生性判读,明确了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型全球治理目标,推动全球治理转型从消极共生向积极共生实现结构优化。然而,依靠共生自身升级的滞缓性与现实需求的迫切性之间存在矛盾,"共生"在资源分配、认同建构以及合作实现等方面并不具备必然性,无法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普遍化的标杆与规范,需要借助"共享"的理念工具进行有效助推。具体来说,就是以共生关系的主体性、共生纽带以及共生底线为出发,从资源配置的优化、主体认同的强化以及和谐包容的价值引领三方面着手,将共享理念融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并通过中国对全球治理转型的过程参与,有效实现共享从理念引领到现实助推的功能转换,为新型的共生型全球治理模式的良性运作提供助力。     

坚持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发展的过程,而在以往事实与价值冲突的机械发展观的指导下,人类陷入只关心自身利益、忽视客观规律的发展困境。这有着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当前,我们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点: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社会选择与个人选择的统一;生态效益与生态公平的统一,真正使事实与价值协调,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     

邓小平执政党建设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维护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结合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围绕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这个执政党"这一根本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执政党建设思想,成为新时期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