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专业案例教学的困境与突破

案例教学符合加强实践教学、实施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符合行政管理专业由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变的发展趋势,对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具有重要作用。但在教学实践中,认识上的误区和本土案例的匮乏成为行政管理专业案例教学的两大制约因素,全面认识案例教学的性质与特点、强化本土案例的搜集和编写是突破困境的必然选择。     

服务型政府视阈下行政文化的困境与破解

我国传统与现行行政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影响和阻滞着服务型政府目标的实现。分析传统与现行的行政文化弊端及其困境，并且进行破解与超越，从而培育和发展积极的行政文化。     

社区矫正刑本土化合理性探讨

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在不断地进行刑罚制度的改革和创新，社区娇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一种全新的行刑方式。社区矫正之所以能在现代社会被西方国家普遍接受和采纳，是因为其背后包含了若干深层合理的基础理论，蕴涵着人道和效益的价值理念。社区矫正制度在减少监禁刑适用、促进罪犯社会化和降低行刑成本等方面发挥着异乎寻常的作用。它对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的刑罚制度和罪犯处遏制度，对完善我国刑事制度将是大有裨益的。     

现代社会中司法的力量——兼论转型中国司法的两难困境及应对

在现代社会中,司法成为一种专门且相对独立的活动,这不仅是分权制衡的必要和纠纷解决的产物,也是现代国家统治正当化的策略选择。由此,司法活动既受内在限制,也蕴含了影响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潜在力量。面对人们司法预期增长与法院自身能力不足的矛盾,司法力量的铸成需以克制为基本立场,并依靠相应的制度和司法技艺灵活处理可能危及自身安全和正当性的社会需求。相形之下,转型中国的司法尚未完成现代化就已经无法避免能动的角色担当,其力量的培育不仅需要在审判独立性方面着力,而且还要注重为法院"减压",并理性认识和评估法官实践中的智慧。     

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安排的现实困境及其消解

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本质就是以评估来促进政府行为的规范,加强对政府监督,强化政府的责任,提高政府的效率.然而当下中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安排遇到了现实困境:政府绩效评估价值扭曲带来制度安排困境,政府绩效评估客体与主体失衡带来制度安排偏差,绩效评估系统内部运行阻滞带来制度安排障碍.消解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安排困境,从价值层面必须考虑社会公平、宽容合作;从运作体系必须考虑目标系统、比较系统、测定系统的制度安排要符合系统之间的逻辑关联.     

台湾问题：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两难议题

台湾问题是困扰中美关系的一大难题。美国基于维护台湾海峡两岸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利益考虑,试图对双方采取平衡交往的双轨政策。但这一政策却因美国国内不同利益团体的作用,选举周期的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海峡两岸的政治角力,不时地受到冲击,发生周期性的变化。美国对华政策的周期摇摆性,不利于维持台海现状。1995-1996年的海峡危机和2003-2004年岛内公投、制宪、正名风潮,与美方未能妥善处理台湾这一难题,给台北发出错误信号就有很大关系。     

安全全球化的经济逻辑：以全球安全困境为例

当今世界，全球化出现了由经济全球化转向安全全球化的趋势，并存在进一步向“全球安全困境”坍缩的迹象。一些国家的政策开始由倾向于通过经济全球化带动增长，转向更多考虑国家安全因素并宁可为此牺牲经济效率，表现出更不相信开放、更不相信市场、战略竞争加码、供应链及支付网络安全化、军事投入及部署增加等特征。拯救全球化的根本之道在于通过突破性创新驱动的技术进步，将趋于疲弱的世界经济扭转至相对高速的增长轨道，让各国由“存量博弈”回归“增量博弈”。边疆或边缘地区具有打破常规、爆发出制度及科技等方面突破性创新的有利条件，但也存在特有的脆弱性。对一国而言，除应针对边疆地区出台大兴创新之风的鼓励政策外，还应当加强对其所承受的硬权力及软权力影响情况的监测和研判，在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同时，须臾不可放松在软权力上的引致性投资，增强边疆地区的向心力，为其富有活力的突破性创新潜力的发挥创造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     

安全不可分割：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

安全不可分割是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原则。这一概念经历了和平不可分割、欧洲安全不可分割、俄罗斯—大西洋安全不可分割以及全球安全不可分割四个发展阶段。其理论内核为主体间安全不可分割、安全风险复合体不可分割、全球安全社会不可分割；其实践主张包括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安全权利与安全义务以及安全与发展不可分割。全球安全倡议以“均衡、有效和可持续”为基本框架，通过威胁驱动、利益驱动和认同驱动促进全球安全不可分割，进而促进国际社会的普遍安全。安全不可分割原则体现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价值，是中国为世界和平、繁荣与稳定作出的重要贡献。     

安全困境、战略自主与风险偏好的惯性探究

为什么一个大国会从“风险规避型”偏好向“风险承担型”偏好转移？大国风险规避或风险承担的战略偏好并不总是与实力对比或战略环境相匹配,有时在现状收益递减或相对权力优势最大化时选择克制战略,却在仍处于现状收益递增或权力劣势时选择冒进战略。对于解释风险偏好的这一不确定性特征,可通过对国家战略自主性、战略动机、安全困境和风险偏好惯性等进行关联性考察,采取兼具体系变量与单元变量的综合路径,探究非本意的系统效应结果。通过对近代欧洲多极体系与美苏冷战两极体系的结构性和进程性考察,验证了自利德尔.哈特到保罗.肯尼迪的目标—手段的动态平衡对大国应对战略风险的重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战略自主性与风险偏好的惯性研究。     

抗战前后新启蒙思潮的“中国化”转向及运行困境

受特殊运行环境的激发，新启蒙思潮开启了由“西化”向“中国化”的转型尝试。然而，思想启蒙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它满足该国家需要的程度。由于对民族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救国意义的过分迷恋和畸形阐发，新启蒙思潮没能形成对中国国情的全面把握，其“中国化”话语出现了批判意识与保守情结、“济天下”与“善其身”、文化包容与权威整合、民族觉醒与个性解放等关系的调处困境，最终在继承与超越、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博弈斗争中，左右摇摆、顾此失彼，没能形成对中国化进程的系统推动。当前，“中国化”话语的建构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依托民众主体力量，着眼于现实实践的主题变化，充分激发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能超越对旧传统的过分纠葛，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创新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