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裁量基准的理论悖论及其消解

行政裁量基准的兴起既是行政机关对社会呼唤执法公正的积极回应,也是行政机关抵御社会资本侵蚀实现自我保护的切实需要,体现出规则之治意识的觉醒,理应成为转型中国核心的行政裁量控制术。裁量基准的智识资源更多来自地方性知识而非行业性智慧,应当承认基层行政执法机关所拥有的基准制定权。作为一类具有规范具体化和解释功能的行政规则,裁量基准效力的外部化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现象,有关裁量基准事实拘束力和法律拘束力辨析的意义日趋弱化。对行政裁量基准诸多理论悖论及其消解的探究,能够为裁量基准课题研究的及时转向扫清障碍。     

超越困境:2010年以来中美安全博弈及其影响

2010年前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赶超,东亚安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深感"权力转移"之忧的美国试图以"重返亚太"及"亚太再平衡"战略来缓阻中国崛起的势头,此战略调整客观上极大地刺激了东亚地区个别国家"借美制华"的念头,它们试图以制造安全事端来"引美入亚"。美国也愿借助这些国家对华挑衅来增强其亚太战略调整的效果。对此,和平崛起的中国不得不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周边安全形势,采取"缓美抑边"之对策,即在维护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的前提下,缓和对美关系,同时坚决回击个别国家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中美之间的安全博弈虽有所加剧,但主客观条件决定了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新冷战,中美两国终将走出大国博弈的安全困境。此轮中美安全博弈对当今国际安全格局产生了很大影响,它导致中国战略西向,积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在亚太国际安全格局中的地位有所上升;美国可能陷于东西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美国在国际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下降;大国安全博弈中心西移,国际安全格局呈现某种"西升东降"之态势。     

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困境与出路

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扩大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活动范围,提前了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这标志着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在诉讼民主化方面迈出了积极的一步。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律师在侦查中的介入因受种种限制虽有其名却难有其实。要避免侦查中律师作用的弱化和萎缩,使之与强大的控诉职能形成相抗衡的状态,应借鉴法治国家的经验,保证侦查过程中的律师活动具有完整的辩护形态,并使律师的辩护权得到充分的行使。     

转型时期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困境与出路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以经济为先导的农村改革正日益深入地影响着农村政治社会关系。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法制的日趋完善,使得行政——政策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然而,农民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的农民,他们的法律意识依然很淡漠,这成为当前农村法制建设的一大难点。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必须要谋求相应的出路。     

对当代大学生伦理困惑的探讨

大学生伦理困惑是指困扰大学生道德行为选择在观念上的迷惘,是部分大学生失去道德标准和道德目标而导致认不清善恶的关键,为避免进行道德选择和评价在大学生成长过程中所产生的困惑,就必须从社会、家庭、学校、个人四方面对大学生产生伦理困惑的原因进行分析,找到解决办法,从而引导大学生通过进行自我教育等方式来追求真善美.     

论死刑的困境与出路

目前,死刑面临着诸多的困境。这些困境既有理论层面的,也有实践层面的。要解决这些困境,可采取一些措施,诸如改善与死刑有关的立法、量刑和执行,并加强对国内死刑的犯罪学研究。     

税费改革后新农村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税费改革以后,我国农村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困难、基层组织权力弱化、乡村债务无法化解等,它们构成了新农村建设在启动之初不得不面对的困境。在上述困境下,新农村建设的现实出路是重构农村政策体系及其价值,强化基层组织的权力,重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为农村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     

合作网络治理理论的困境与启示

合作网络治理理论是伴随全球化与信息社会的来临而兴起的,它面临着多重困境。从总体上看,合作网络治理理论留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即新时期的治理应坚持:回应社会需求,建构新时期公共事务的责任分担格局;在全球化时代倚重本土化,建构公民自主参与的制度平台;明确合作网络组织的能力限度,全面提高其治理能力;坚持权变开发原则,提高合作网络治理的适应性;加强职业伦理建设,重塑合作网络的合法性基础。     

In search for rules that secure gains from cooperation: the heuristic value of social dilemmas for normative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We ask how normative statements are possible within an economic theory framework that recognises the importance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stead of applying established outcome-oriented criteria of social welfare, we examine whether the rules of economic interaction allow the acquisition of gains from cooperation. We suggest to reconstruct any interaction as an existing or repealed social dilemma. This approach helps to identify common rule interests which create room for improvement of all parties involved, and to suggest desirable institutional reforms. Our policy applications include the unemployment problem and rural credit markets.      

全球化风险治理的三重困境与中国经验

现代意义的风险是一种全球化风险,具有复杂性、政治性和灾难性等特征.当前,全球化风险治理面临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三重困境,即风险认知不到位、风险治理理念不统一、风险治理体系不健全.我国在破解全球化风险治理困境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包括增加关于全球化风险的知识供给,推进全球化风险的认知革命;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统合全球化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