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通则:立法进程中的一种尝试

在中国知识产权的立法进程中,存在“单行立法”、“一般性规定”和“法典化”三种进路,它们基本上沿袭了世界上既有的知识产权三种立法模式。“单行立法”模式容易导致条文之间的矛盾、冲突与重复,“一般性规定”模式面临着逻辑上和实践中的困难。在中国语境下,“法典化”具有一种比较优势,但不具有现实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制定一部知识产权通则的构想。     

超越国家间政治——主权人权关系的国际法治维度

主权高于人权、人权高于主权，这些观点都是传统国际关系思想在二者关系上的投射。尽管都有其正确合理的一面，却未能清楚的梳理各种现象，更不能指出既面对现实又指出未来发展方向的方案。以国际法治为核心的路径认为主权和人权均可为美好理想，但在现实中皆可被滥用。因此需要法律予以监控和引导。     

法治理想主义与法治现实主义——读《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有感

在法治理想主义路线中,中国民间组织的法治意义被描绘成如下一幅法治秩序的生长图景:在国家与社会的合作互动中,多元化的民间组织通过协商、谈判参与立法实践,形成被共同认可的、且对国家法律有支撑和补充作用的"民间法"。法律运行方式亦从全能独断式向参与、协商式转变。然而,如此一幅民间法律治理的理想图景却遭遇到现阶段中国民间组织生长艰难的挑战。与法治理想主义以理想性立场为核心的分析进路不同,法治现实主义更关注法治现实进程及其制约因素,在民间组织等相关问题上,更强调分步推进战略,谨慎寻求得近期行动的可行性及其与远期行动之间的协调与衔接。由此,在几个重要方面形成了与法治理想主义不同的理论特点。     

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初论

由于行政管理体制和司法体制不同,各个国家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不尽相同。我国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依职权调查案件事实,法官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决定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与行政程序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总体一致,但又不完全相同。行政诉讼以"谁主张谁举证"为证明责任分配基本原则。考虑到推定、行政认知等影响,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有多样性,还存在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况。     

税收征管与隐私权的冲突与制衡

隐私权划定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界限,防御国家权力的侵入是其重要的价值取向。征税权的行使,必须以查明纳税人的真实税收负担能力为前提,由此,从税款征收、税收检查到第三人的税收协助义务和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均与隐私权有着不同程度的冲突。从根源上考察,两者终极价值追求仍存在一致的基础。因此,必须通过制度的构建实现两者的相互制衡。     

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法律保障体系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中国时代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必然要求,而法律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保障。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法治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目前面临的问题仍然不少,严重影响了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因此建立健全农村法律保障体系,势在必行。     

试论犯罪侦查中的诚信——从法治视角考察

犯罪侦查属于国家刑事司法行为。尽管犯罪侦查是具有极强对抗性和博弈性的活动,但在犯罪侦查中也需要讲诚信,因为缺失诚信的国家刑事司法行为势必影响国家形象,而且也会动摇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信心,并将对刑事司法效益尤其是刑事司法的长远效益造成损害。当然,在犯罪侦查中并不绝对地排斥在一些特殊条件下使用带欺骗因素的手段,在合理范围内使用这类侦查手段具有一定的法律许容性。     

论法治的民意之维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民意一直是统治者十分重视的问题。在西方“被统治者同意”法治理念的影响下，民意在中国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得到了新的理念和表达形式。民意之“意”的形成过程、方式、“民”在表达“意”时其自身的主观状态以及其所持有的价值判断标准关系到其是否有自我指涉的能力并付诸实践从而使得民意总是正确的。民意之“民”一定要有理性且能充分地占有事件相关的材料。民意在当下中国自然处于一种相对道德优势的地位，在建设法治国的背景下，这样一个事实需要通过建制性途径获得合法性。相应的建制化表达途径的缺乏，导致了公民与市民社会的诉求只能通过非建制性的途径来得到实现。     

考夫曼类推理论论略

传统上类推仅仅是法律适用的补充性技术，而考夫曼①在诠释学的关照下主张所有的法律适用都是类推的过程。没有完全相同的案件，法律适用就是规范与事实不断逼近的过程，只有在规范与事实的对应中才有真实的法。类推的过程可以通过考察规范与事实的共有意义、回归立法目的和判断相似性等方式来操作，从而实现类推从本体论到方法论的转换。     

对一项民间习惯规则的边际收益分析

一个习惯法规则的产生一定是为了适应生活生产中的某种需要，并会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历史演化。但是，规则一旦定型，其局限性又会随之暴露出来，从而与规则生成的初衷产生价值悖离。原因是规则生成的初始的约束条件发生了变化。因此，随着新一轮的价值衡量的出现，规则的重新调适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