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建设法治政府、促进社会和谐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各国解决社会纠纷、弥补诉讼制度不足的重要手段。由于受到以往崇尚诉讼意识的影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逐步被边缘化。要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必须强化基层的纠纷预防机制;加强基层政府部门协调联动,创新纠纷排查机制;创新人民调解,理顺行业协会等自治组织解决纠纷的法律关系;完善行政调解、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工作,扩大仲裁服务领域;改革创新信访制度,着力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司法实践对国际商事仲裁“公共政策”的理解与适用

《纽约公约》虽明确将违反公共政策作为执行国法院拒绝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理由之一,但并未对公共政策的含义、范围以及具体的内容作出统一解释,致使其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本文结合国际立法及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对公共政策的内涵进行必要的阐述。     

关于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和解的几点思考

《刑事诉讼法》拟增设刑事和解制度是值得肯定的立法动向。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和操作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和前提。检察机关的职能性质决定了其不能担任刑事和解的主持者,人民法院应在查明犯罪事实的基础上主持或确认刑事和解。加害人认罪是刑事和解适用的必要前提。将刑事和解的性质定位于量刑情节的认识决定了刑事和解可以适用于一切案件。     

现行地理标志保护制度的内在冲突及其解决方案探讨

从表面上看,地理标志在我国可以受到商标法、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制度等全面的、多重的保护,但实际上,这两种保护制度之间矛盾的存在导致:在先注册的商标权与在后由商品检验检疫局授予的地理标志权的冲突;一般商标权与地理标志权的冲突;期待地理标志权与先注册商标权的冲突.解决地理标志保护体制之间的冲突应当把握保护在先权原则和效益兼顾原则.     

论WTO透明度原则在争端解决中的适用

透明度原则是WTO法律制度当中的基本原则之一,对于监督各成员方遵守WTO 法律框架,进而推进自由贸易发挥着重要作用。该原则在争端解决中的适用经历了先冷后热的过程,凸显出透明度原则应对非关税壁垒的优越性。在适用过程中,争端解决机构确立透明度原则适用对象和透明度标准,认为透明度原则适用于对成员方的国内部门法的整体审查,认为透明度原则应当能够保护贸易者的预期。在此基础上,在众多的案件中总结出争端解决机构的一贯立场以期能够对未来的透明度案件产生借鉴意义。     

刑事诉讼证人保护制度研究

证人保护在我国的法律体系及司法实践中是相对薄弱的一个环节,这也导致了绝大部分的证人不出庭作证,仅以言词证据由公诉人呈现给法庭予以质证,甚至出现证人拒绝作证等情况。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制度着手,制定相应的法律,确保证人作证后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论WTO争端解决中的司法克制思想

起源于GATT争端解决实践中的“司法克制”思想,在WTO时代也得以“衣钵继承”并呈现出新的特色。我国作为WTO的成员,必须深入分析WTO争端解决中保持“司法克制”的原因,从“司法克制”的历史轨迹与现实运作中获得理性启示,籍以善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为我国的对外贸易保驾护航。     

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争论

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作为实践性很强的刑事诉讼制度,自产生以来就备受争议。对辩诉交易最有分量的批评集中在对这一制度是否违反宪法和社会正义体系上,伴随着这些批评,辩诉交易制度不断吸纳其中的合理成分,充实和完善自己。研究辩诉交易的争论,可以看到辩诉交易制度不断自我完善的轨迹。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争论对于我国能否引入这一制度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先刑事后民事原则之评价与修正

先刑事后民事原则对于节省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有重要价值,但实务中其效力的过度扩张严重损害了民事案件当事人的利益,背离了现代诉讼的民主与公正价值,应严格界定其内涵和适用条件,明确其作为原则而非规则的属性。     

检察机关刑事和解机制初探

刑事和解更多地体现为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一个层面,是检察机关适应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借鉴外国经验而进行的一项工作机制改革和尝试,有必要在实践中推行。但不能随意化,而应走规范化和法制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