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破产制度之不足

破产制度在我国实施以来,许多企业尽管已资不抵债,但依法被宣告破产的却很少。笔者针对这一状况,着重论述了我国破产制度在立法精神、适用主体、程序等方面的不足及其产生原因,试图以此引起人们对完善我国破产制度的关注。     

竞争诉讼机制研究——经济法的程序价值视角

竞争冲突因其反市场、反社会的本质 ,必须加以规制。竞争诉讼机制的中立性、独立性及自我抑制性等特点 ,在抑制和治理竞争冲突方面发挥着有别于行政评价机制的独特功效。同时 ,因其在利益、主体、成本上的基本属性 ,在竞争诉讼长期缺位的中国 ,应及早构建起以个人和国家为控诉主体、以经济审判庭为主审机构的诉讼格局 ,并在个人起诉、撤诉、自由和解等方面做出自己的程序安排。     

论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性与可附带司法审查性

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与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不完全是一回事。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包括专门审查和附带审查两种方式,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属于前者,然而,在我国现行法院体制下,抽象行政行为不宜具有可诉性,不宜将其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规章及其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在实践中事实上具有可附带司法审查性,我们可以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完善现行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附带司法审查制度,这是一种更为明智的选择。     

WTO争端解决中的案例法方法

判例法这一用语在不同的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含义。判例法是普通法法律制度中的一种传统,该传统是经由长期的司法实践形成的,而非来自于立法的强制性要求。严格意义上,判例法的突出特点是遵循先例,案件相同裁决相同。在一般意义上,判例法具有指导作用。在WTO争端解决中,无论是上诉机构的观点,还是上诉机构和专家组的实际做法,都体现出明显的案例法的指导作用的特点。与普通法制度不同的是,WTO的案例都是依据WTO规则的解释形成的,并非独立于WTO协定的法律渊源。     

论好意施惠引发纠纷的处理

好意施惠是一种旨在增进情谊的行为,但在实践中由其引发的纠纷也时有发生。由于好意施惠具有无偿性且出于良好的动机,此类纠纷的处理也应该有一定的特殊规则。然而这似乎并没有引起我国法学界的重视,对于好意施惠行为的性质、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及如何处理其引发的特殊纠纷,尚没有全面深入的研究,在实践中必然导致一些问题。以好意施惠行为的性质为基础,分析我国民法的现行相关规定,以期构建好意施惠引发纠纷的处理规则,对理论研究和实践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WTO争端解决机制专家组程序问题评析

DSU专家组程序是WTO在争端解决机制中创设非常成功的解决国际经济争议的一项制度,在很多方面对传统国际中争议解决作了发展,也取得了相对令人满意的效果。运行10年来逐渐暴露出一些自身的缺陷,尤其反映在专家组组成方面,专家组成员的选拔与工作负担问题;中期评审制度;专家组报告和上诉机构报告的效力等方面,文章拟分析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对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与公正运作提出一些建议。     

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

我国已初步建立起法律援助制度,几年来法律援助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基于我国国情,现有法律援助资源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突出表现为人力不足和财力不足。解决法律援助供需矛盾可尝试实行法律援助服务实施主体多元化,通过多种途径完善费用分担制度,开辟多种经费来源渠道。     

缺失与重构：我国刑事诉讼控辩对抗关系反思

控辩对抗关系是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问题,构建合理的刑事诉讼控辩对抗关系对确保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意义十分重大。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控辩对抗关系尚有缺失,应转变观念和完善立法,重构一种适合国情的刑事诉讼控辩对抗关系模式。     

析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我国《行政诉讼法》实施近20年来,在监督行政权力的运用和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绩。然而,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行政法治建设的要求,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过窄的问题已经凸显。这直接导致了行政诉讼制度的公信力不足,社会各界对行政诉讼的期望值下降,从而严重阻碍了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发展。本文通过分析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现状和局限,提出扩大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几点建议,以期对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论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对比中外提起公诉证明标准 ,我国现行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过高 ,应定位为检察官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 ,即控方单方认为证明达到了高度概然性 ,就可提起公诉。同时 ,还应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来掌握起诉证明标准的高低 ,对重罪案件 ,只要检察官认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被告人应当接受法庭审判 ,即证据达到优势证据的标准 ,便可提起公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