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监听措施的法律建构

监听措施是世界各国为应付犯罪形势的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其出现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重要的技术侦查手段,我国刑事诉讼法也应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以确保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兼顾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论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之应然主体

对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主体范围的理解和适用,见仁见智。以罪刑法定为指导对本罪主体进行法条解析：本罪之应然主体以“身份说”为主,兼采“职权说”,皆以负有查禁犯罪的职责为前提。查禁犯罪活动是从调查、发现犯罪人或犯罪事实开始,到立案侦查、审查起诉这一过程的活动。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各级党委机关中的政法委工作人员,不能成为本罪之主体。     

对公交机关处理轻微刑事案件问题的几点认识

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私下达成的协议不具有法律强制力，当事人报案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审查决定是否受理；公安机关对于缺乏证据需要侦查的轻微刑事案件，应当受理；被捉起公诉的轻微刑事案件不能进行调解，提起自诉的轻微刑事案件则可以进行调解，立法上显得不协调。     

创建学习型公安机关 全面提升队伍素质

党的十六大将“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 ,而创建学习型公安机关是创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时代的要求创建学习型公安机关必须立足现实 ,努力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使之服务于现实公安工作的需要 ,并以此为突破口来全面提升队伍素质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基层公安机关“生产力”。     

关于行政机关依职权立法问题

目前学界对职权立法涵义多有误解,对我国有无职权立法也存在明显的分歧。依笔者所见,职权立法应指法定的行政机关依据其制定行政法规或规章的职权,根据法律和其它上位法的规定精神,对其行政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制定执行性行政法规或规章。职权立法不同于授权立法。职权立法在法制建设中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可行     

执政党与司法机关关系新模式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执政党与司法机关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要正确处理好党的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关系。改革和完善执政党对司法机关领导方式,努力形成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合理关系。     

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指挥程序研究

在群体性事件的处置研究中,贴近实战、定位于现场公安指挥员指挥程序的研究尚不多见。基于处置指挥程序在群体性事件处置实践和理论中极其重大的应用价值,群体性事件的一般处置指挥程序包括信息搜集研判与处置指令生成。     

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机制的构建

监管场所职务犯罪获取线索难、主体特殊查办难、案情线索掌控难,构建科学化、规范化的监所检察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体系,应以坚定的法制观念和高尚的法律操守作为基础,以尊重事实注重证据为核心,并涵盖侦查方法科学化、侦查过程规范化、利用科学技术固定证据有效化为主要内容。     

财产性强制侦查措施的检察监督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查强制措施大致可以分为人身性和财产性两类,长期以来理论和实践,忽视了对诸如查封、扣押、冻结等财产性侦查措施的监督。刑事搜查、扣押等活动直接关系着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人身自由权、住宅安宁权以及隐私权等,监督的缺失使得侦查中侵犯当事人财产权利的现象较为突出,检察机关应当探索强化对财产性侦查措施监督的路径、程序和方式。     

公安机关涉外情报信息收集对策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和新挑战,情报信息已成为推动公安工作的重要警务资源。出入境管理部门必须主动适应信息化社会的客观要求,牢固树立情报信息主导警务的理念,强化情报信息工作,切实提高出入境管理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预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