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菲事件”看检察机关开展环境公益诉讼

随着社会的发展,司法的完善,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部门被赋予一种特殊的公诉权———民事公益诉权,环境公益权诉讼就是其中的一种。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民事行政检察的职能作用,积极开展环境公益诉讼,对于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意义重大。     

谈突发事件中公安机关对网络舆情的控制

当前,网络媒体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形式已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在给政府的社会控制提供新手段的同时,网络舆论也给现有的社会管理和信息控制模式带来了挑战。在各种突发事件爆发时,如何对网络舆情实施科学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已经成为公安机关亟待解决的一个崭新课题。文章分析了网络舆情容易失控的原因,并结合公安工作和网络媒体的特点,针对公安机关在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舆情控制提出了相应的方法和策略。     

检察机关开展量刑辩论的模式构造

量刑辩论是对法庭辩论的细化和具体,可以有效保障司法公正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将量刑辩论引入庭审,有现实需要、法理及立法依据,检察机关开展量刑辩论活动的模式构造,应当贯穿于庭审之前、庭审过程、庭审之后每个阶段。     

基层检察院检委会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检察委员会制度是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之一。它在发挥集体智慧、保证重大业务决策的质量、规范检察工作、促进检察事业不断进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工作机制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缺陷，特别是在基层检委会的工作中更为明显。因此，尽快采取措施，完善相关机制，改革基层检委会的现状，已成为目前司法体制改革中面临和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浅析刑讯逼供的防范机制

刑讯逼供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十分普遍,是我国刑事诉讼一大痼疾。刑讯逼供严重阻碍我国司法文明的进程,妨害我国司法公正。防范刑讯逼供也是履行国际义务、维护程序正义、防范冤家错案、保障人权的需要。我国刑讯逼供的发生有着多种原因:包括传统法律思想和理念的影响,法制不健全,侦查水平的限制等等。防范刑讯逼供应当从加强执法为民教育,改变侦查模式,完善法律制度,加大惩处力度等方面着手。     

Mapping deliberation: calculation,articulation and intervention in the politics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

Abstract

This paper reflects on the aims and outcomes of an innovative methodology of participatory technology appraisal, called Deliberative Mapping, which seeks to contribute to theoretical debates and practical experimentation around what it might mean to bring the technosciences into democracy. Deliberative Mapping is a hybrid methodology, involving both calculative and deliberative processes, which seeks to map the entanglements of biotechnological imbroglios, and translate these connections into the contexts of decision-making. Through application to the case study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 these procedures of calculation and articulation are critically examined, exploring their aim to reduce asymmetries between scientific, political, economic and other framings of the issue and their operation in contexts already complexly structured through existing power relations, which indicate the challenge of co-fabricating these experimental forms of intervention into political facts.     

论检察院与廉政公署的殊途同归

检察院作为我国的公诉机关,法律赋予了其对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自行侦查权,但是,在司法实务中,检察院的办案过程往往屡屡受到不当干涉。究其原因是因为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和工作机制致使检察院无法在办案过程中做到应有的独立性。而廉政公署却以其超然的独立性在香港的法制进程中贡献了举世瞩目的力量,这给了我们检察院某些改革的思考。     

国家法人说的兴衰及其法学遗产

机关法人、机关犯罪、行政主体乃至行政法人等法律或法学概念,以及一系列以国家机关为原告的名誉侵权案、敲诈勒索政府案司法判决表明,我国公法与公法学体系欠缺清晰的"法学国家观"。在大陆法系国家,建构法学国家观的任务主要是由国家法学特别是19世纪后半期形成于德国的国家法人说完成的。国家法人说在国民主权原理的宪法秩序下受到过批判或否定,但"国家法人"这个以法秩序的统一性为目标的法技术概念及其背后的法学思考方式却保留了下来。梳理国家法人说的兴衰过程、清算国家法人说的法学遗产,有助于厘清我国目前所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对建构我国的"法学国家观"具有重要意义。     

检察环节民事和解的现状与期待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多种监督职能。在刑事和解制度已经获得立法认可的情况下,检察环节民事和解制度的运用已没有理论和实践的障碍。检察环节民事和解应当借鉴刑事和解的成功经验,总结自身的成绩与不足,扩充适用阶段和范围、强化协议效力,遵循程序自洽性。司法实践呼唤法律就检察环节民事和解制度作出明文规定。     

重论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职能及主要特征

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从宪政的角度和诉讼结构的角度剖析我国检察机关的真实面貌。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体现在其与执政党、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以及当事人的关系上。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主要是一种诉讼法律监督的职能。我国检察机关的特征包括法律监督机关的定性、接受党的领导及同级人大监督、检察院作为整体独立行使检察权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