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缺陷的仲裁协议及其补救

仲裁协议是仲裁制度的基础，仲裁协议有效与否直接关系着仲裁程序能否正常进行。有缺陷的仲裁协议是指仲裁协议中当事人约定的事项不清楚、不规范或内容不符合法律对仲裁协议的要求等缺陷。在仲裁实践中，有缺陷的仲裁协议随处可见。正如合同法的任择性条款是为弥补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不足而存在，仲裁法也具有与合同法相同的功能，即在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完善、有缺陷时，推定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以弥补仲裁协议的缺陷。     

超越与突破：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机制研究——兼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公诉体系的构建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的专门化和独立化只是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业务一体化的前提，未检职能的一体化，即未检业务的承办以实行同一办案组（或承办人）全程负责的“一站式”处理为原则，以特殊未检案件的“小分站式”处理为例外，才是未检业务一体化的核心和未检制度改革的关键。而由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原则所决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工作，实行由检察机关启动、委托司法局下设的社会矫正机构具体实施的方式，不仅合法，而且更为科学合理。而未检运行目标的社会化，则应当成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公诉体系重构的方向。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刑事检察监督

刑事检察监督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现行立法及实践中出现的诸多不和谐因素,制约着刑事检察工作的发展。因此,改革和完善刑事检察监督权,既是构建和谐社会、充分发挥司法效能的关键,又是刑事检察研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论构建中国特色检察制度

中国检察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相关,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必然选择,与西方三权分立下的检察制度具有本质属性区别,因此,确立和完善中国检察制度必须考虑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履行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是中国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责,也是检察制度的核心内容。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变革的需要,中国检察制度还需要进行改革,改革应当立足中国国情,同时也要放眼世界,应当从健全法制、改进领导体制以及完善保障机制等方面去努力。     

对监听措施的法律建构

监听措施是世界各国为应付犯罪形势的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其出现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重要的技术侦查手段,我国刑事诉讼法也应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以确保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兼顾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确立检察机关拘留权之构想

拘留权是决定和执行拘留的权力。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拘留统一由公安机关来执行,检察机关只有对自行侦查的案件在特定情况下的拘留决定权,而没有拘留执行权。这就使检察机关在侦查实践中处于相当被动和尴尬的境地,影响了侦查程序的顺利进行,进而影响了诉讼的效益。应当尽快赋予检察机关一个完整而又名副其实的拘留权。     

论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之应然主体

对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主体范围的理解和适用,见仁见智。以罪刑法定为指导对本罪主体进行法条解析：本罪之应然主体以“身份说”为主,兼采“职权说”,皆以负有查禁犯罪的职责为前提。查禁犯罪活动是从调查、发现犯罪人或犯罪事实开始,到立案侦查、审查起诉这一过程的活动。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各级党委机关中的政法委工作人员,不能成为本罪之主体。     

对公交机关处理轻微刑事案件问题的几点认识

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私下达成的协议不具有法律强制力，当事人报案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审查决定是否受理；公安机关对于缺乏证据需要侦查的轻微刑事案件，应当受理；被捉起公诉的轻微刑事案件不能进行调解，提起自诉的轻微刑事案件则可以进行调解，立法上显得不协调。     

对“检警一体化”的思考——从侦查程序监督机制优化角度考察

目前中国的侦查程序中不存在典型的“控、辩、裁三方相互制衡”的诉讼形态,带有极强的行政职权主义色彩。侦查程序与当事人主义、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改革目标难趋一致,成为刑事诉讼改革的焦点。实行检警一体化,实现两者职能的紧密结合,切实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确立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已刻不容缓。     

创建学习型公安机关 全面提升队伍素质

党的十六大将“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 ,而创建学习型公安机关是创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时代的要求创建学习型公安机关必须立足现实 ,努力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使之服务于现实公安工作的需要 ,并以此为突破口来全面提升队伍素质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基层公安机关“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