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与财产二元权利体系面临的困境与突破--以"人格商品化"为视角展开

人格商品化现象对人格与财产的二元权利体系造成了强烈冲击,由此也引发了诸多理论争议。当下,人格权观点与财产权(二元权利)观点、知识产权观点,分别代表了在人格权制度内部和外部解决人格商品化问题的不同思路。在这三种观点中,人格权与知识产权观点各有自身的不足或缺陷,只有财产权(二元权利)观点才是我国目前解决人格商品化问题的最优选择。     

诉讼证明标准在价值论上的趋同

证明标准理论中的“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是基于相同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和相同的现实时空 ,所以在操作层面上得出相同的证明标准是必然的。“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都趋同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诉讼证明标准 ,则源于诉讼价值论上的趋同。     

论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以“诉调对接”为视角

人民调解是我国民间调解的法定活动形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导致其作用日益下降。"诉调对接",即人民法院与人民调解制度的有机结合,不失为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发挥其便捷、低廉、快速解纷功能的重要方法。     

从非营利组织看事业单位的改革

中国在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过程中开始提出和使用非营利组织的概念,正确看待非营利组织现状和在中国公益事业中的作用,让事业单位和民间非营利组织平等发展,甚至相互竞争来促进事业单位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使公益性,非营利性得到真正体现,并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媒体对定罪量刑活动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作用机制

媒体对定罪量刑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是以舆论为中介,其作用机制表现为:媒体传播引发舆论,舆论会带来民愤与民怜两方面效果,民愤与民怜成为影响定罪量刑的两大因素。媒体对定罪量刑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程度受刑事立法、媒体和司法制度等方面因素影响。     

知识产权临时禁令制度的理性应用

我国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知识产权相关法律进行了一系列修改，特别是确立了临时禁令制度。它对知识产权权利救济与防止损害进一步扩大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以临时禁令制度的适用审查机制为切入点，论述了如何完善临时禁令制度对被申请人权利的保护，提出几点审查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使用标准。     

政治文明建设与我国立法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立法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公众参与立法的范围、程序及其法制化程度,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得到飞速发展,表现在立法方面,就是立法质量得到逐步提高,这一过程伴随着公众立法参与度的逐步提高,见证了新时期中国政治文明的逐步发展。入世则赋予了民主立法更丰富的内涵,公众参与立法无论作为民主理念抑或民主制度都值得我们加以更多关注。     

保险利益原则及其应用

保险利益既非经济利益也非关系利益更非法律利益 ,而是指可以转嫁的不确定的风险。财产保险利益以可能损害为量化标准 ,人身保险利益以合同当事人的约定为依据。保险利益的主体应当是被保险人而非投保人。保险利益原则的确立是保障保险活动健康发展的前提     

治安管理处罚中引入社区服务令制度可行性研究

随着行刑社会化、行刑轻缓化及恢复性司法理论的不断发展,社区服务令制度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并被很多国家引入作为针对轻罪的行刑方法。社区服务令制度不仅在刑事司法领域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在行政处罚领域也有大可为之处。当前,可行之处是将社区服务令制度纳入治安管理处罚领域,需要对其在概念上重新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构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社区服务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