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廖宗荣案论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从证据提供、审查范围以及证明标准角度看

通过对案情相似,判决截然不同的两个案例的比较分析,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廖宗荣诉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支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案"在三方面具有指导意义:一是,变通适用了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标准,间接肯定了行政主体在不收集证据的情况下,适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处罚决定的普遍做法;二是,体现了在重新审理模式下,法院对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尊重;三是,改变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传统证明标准,采用了优势(明显优势)证明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标准的变迁与思考

三十多年来，生产力标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逐步深入而不断变迁，从改革初期简单的“猫论”，到改革进程中的“三个有利于”，再到今天系统化的科学发展观，生产力标准在变迁中不断完善并趋于成熟。     

庭外供述笔录的非自愿性推定原则 --解决刑讯逼供问题的一种立法思路

刑事被告人的庭外供述笔录,也就是侦查人员在剥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所获取的有罪供述笔录,由于讯问过程的秘密性、封闭性和天然强制性,因此应一律被推定为非自愿的言辞证据.除非检控方能够提出证据证明其自愿性,否则,庭外供述笔录应一律被推定为非法的和不可采的证据,刑事法庭既不得准许检控方在法庭上提出该类证据,更不得将其作为定案的根据.经过这种证明责任倒置的技术性改革,侦查人员是否采取刑讯逼供的问题就可以转化成为庭外供述笔录是否具有自愿性和可采性的程序问题.     

事实推定与证明责任——从“彭宇案”切入

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是法官面对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普遍性选择，适用事实推定追求案件事实是法官避免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的能动性努力；事实推定适用的条件是适用事实推定抑或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的界限；适用事实推定后，诉讼前分配好的证明责任不会发生转移，但提供证据责任将发生转移。     

试论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与国外刑事证明标准相比，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存在过于理想化的“客观真实”，缺乏操作性等弊端。需要对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进行重构：即区分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对定罪程序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在量刑程序中对于控方主张判处死刑的情形应适用“排除一切怀疑”的证明标准。     

现代型诉讼中的证明负担减轻——日本的理论研究成果及对我国的启示

现代型诉讼中，由于当事人构造处于实质上的不对等状态，因此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一方往往无从举证。减轻该方当事人证明负担的方法，既有改变证明责任分配框架内的举措，亦不乏自由心证范围内的办法。一系列努力和尝试都反映了当事人程序权保障理念下证明责任制度的没落，证明权概念的上位。     

论比例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运用

我国对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审查标准迫切需要重构。比例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通过判例和理论发展起来的相当成熟的审查原则和标准,可资我国借鉴。本文研究比例原则的概念、渊源和适用领域,分析其在司法适用上的局限性,并就其在我国行政诉讼中运用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     

不完全给付之证明责任探究

在对不完全给付各要件证明责任的讨论中,最具争议的是可归责性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德国和日本学界主张可归责性事由为债务人的免责事由,应当由债务人负责举证。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根据证明责任的一般分配原则,该要件的证明责任应当由债权人承担,但在具体案件中出现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况时则由债务人承担。目前我国法律条文尚未对不完全给付的证明责任进行明文规定,所以应当依证明责任的一般分配原则由债权人进行举证。继而为了减轻弱势方的证明负担,法官应当运用经验法则、表见证明等原理;证明妨碍规则和案件事实解明义务也可以帮助法官认定事实。     

论公诉案件的证明责任

本文认为在公诉案件中承担证明责任的主体应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负对自己无罪、罪轻的事实提出证据的责任,并不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审判机关必须在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才能作出有罪判决。     

广义证据论——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律基础

证据是法律的灵魂和核心所在,法律是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传统的以诉讼证据法则为框架所建立起来的证据理论缺乏对实体证据法则的研究,因而不可能反映整个法律证据体系的全貌。现代证据体系应包括证据实体、证据法则和诉讼证据规则。实体证据的产生是基于法律行为的发生、变更及消灭,其广泛应用于非诉讼领域及诉讼领域,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也是判案的重要依据。实体证据研究为更新法制观念,完善证据意识,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