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 ,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 ,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 ,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 ,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 ,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 ,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 ,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下     

媒体对定罪量刑活动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作用机制

媒体对定罪量刑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是以舆论为中介,其作用机制表现为:媒体传播引发舆论,舆论会带来民愤与民怜两方面效果,民愤与民怜成为影响定罪量刑的两大因素。媒体对定罪量刑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程度受刑事立法、媒体和司法制度等方面因素影响。     

试论经侦协作机制

经济犯罪侦查协作制度是打击经济犯罪的社会需要与经济犯罪侦查管辖制度之间矛盾的产物 ,当前我国的经侦协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探讨了如何从经侦协作制度、机制、内容上对现有经侦协作机制实行优化。     

政治文明建设与我国立法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立法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公众参与立法的范围、程序及其法制化程度,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得到飞速发展,表现在立法方面,就是立法质量得到逐步提高,这一过程伴随着公众立法参与度的逐步提高,见证了新时期中国政治文明的逐步发展。入世则赋予了民主立法更丰富的内涵,公众参与立法无论作为民主理念抑或民主制度都值得我们加以更多关注。     

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体系的构筑

网络环境下如何构筑版权保护体系是网络时代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法律实现和社会实现两个角度来实现对版权保护,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想法。     

知识产权与人权:后TRIPS时代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

TRIPS的产生,在促进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发展的同时,也被认为造成了知识产权制度与国际人权法之间的冲突。从立法宗旨上讲,不管对知识产权采用什么样的措辞,知识产权保护应与维护人类尊严和实现其他人权相一致。所以,我们必须开展有关研究工作,探寻如何在包括TRIPS在内的国际条约框架下,协调好知识产权与人权之间的关系;具体说来,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必须以国际人权公约的价值取向为指导,在保护作者精神权、隐私权、公共健康与环境等方面进行制度改革。     

治安管理处罚中引入社区服务令制度可行性研究

随着行刑社会化、行刑轻缓化及恢复性司法理论的不断发展,社区服务令制度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并被很多国家引入作为针对轻罪的行刑方法。社区服务令制度不仅在刑事司法领域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在行政处罚领域也有大可为之处。当前,可行之处是将社区服务令制度纳入治安管理处罚领域,需要对其在概念上重新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构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社区服务令制度。     

论涉警舆情的引导

在当前信息传播渠道越来越多，传播速度越来越快。社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和各种利益诉求增多，公安工作备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关注的情况下，涉警舆情的引导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公安机关组织领导工作的稳定与发展。但是，现阶段涉警舆情引导工作，却面临着诸如社会舆情引导手段单一、反应速度较慢等一系列问题，面对涉警舆情的新形势．我们必须积极应对，采取针对性措施，扎实有效地做好涉警舆论的正面引导工作，进一步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德性伦理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兼论当代西方德性伦理的启示意义

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德性伦理学出现了复兴。它们反对以规则为核心构建伦理学理论,认为要把德性作为伦理学的基础,规则从属于德性,进而将德性作为人的幸福生活的一部分来理解。它从实质主义而非形式主义来诠释伦理学,并重视实践在道德生活中的作用。西方德性伦理的复兴对于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在构建目标、构建内容、构建途径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