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与解决途径

劳动教养制度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现至今 ,为维护国家社会治安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人们法治观念的增强和国家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 ,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正当性根基均受到了质疑 ,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针对不同的劳教对象重新构建新的法律制度取而代之已是势在必行。     

仔猪睾丸组织体外培养方法的建立

以30日龄仔猪睾丸组织块为培养对象,应用飞利普TECNAI10电子显微镜对培养前后的生精细胞类别进行了观察,对培养后的组织块进行生精细胞分化程度鉴定,建立了仔猪睾丸组织生精细胞爬片体外培养模型。培养前后电镜观察及HE染色结果显示,培养前细胞种类主要有2种:支持细胞和精原细胞,有少数几个初级精母细胞;培养第20 d的睾丸组织块HE染色观察到3个精子细胞,电镜观察到2个精子细胞。证实,在没有添加睾酮的情况下,此培养体系能够提供睾丸组织块生精细胞分化所需要的条件,使非精子细胞类生精细胞减数分裂为精子细胞。     

论群体性事件预防与治安基层基础建设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社会矛盾经特定诱因激活,就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政府应在群体性事件爆发之前做好矛盾的发现与化解、诱因的消除工作。公安机关要有效地预防群体性事件,就必须夯实基层基础,做好人员、经费、装备、信息和工作预案等五方面工作。     

价值视角的转变与正义模式的演绎——评美国1998年《ADR 法》

经过联邦法院对 ADR 的十几年的探索实验,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了1998年《ADR 法》,为 ADR 措施的开展发放了“绿卡”。该法要求所有的美国联邦法院实施“当事人服务型”的 ADR 措施,并允许法院强制当事人参加 ADR 程序。联邦法院 ADR 部门要想成功有效的实施该法,对各种 ADR 措施进行选择,以使其与现有的法院体系相兼容,同时为当事人提供便利,首先要协调好 ADR 措施所内涵的正义模式与一直引导着法院的传统的判决型的正义模式的关系。     

农村实用人才教育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今天,农村实用人才的教育培训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吉林省农村实用人才教育培训现状的分析,找出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     

论法治、人治与德治的关系——中国与西方人治、法治思想之比较

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就一直存在着人治与法治之争。在理论上,古往今来的既有提倡人治的,又有提倡法治的,还有主张二者相结合的,这场论战直到现在也未形成定论;在实践上,在中西方都是实施人治的历史悠而久,实施法治的历史、法治的推行困难重重。目前的情况也只能说明人治与法治并存,并没有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认为,相比人治或者法治,将人治和法治相结合似乎更为可行和合理。在当今的中国,我们要真正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应当构建起一种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治理模式———＂以法治为本,重视德治,兼顾人治＂———在努力实现以法治为治国之本的前提下,在充分发挥人的治国作用的同时,以法治和德治共同制约人治,以达到三者的和谐与统一。     

法国行政判例制度及其借鉴

法国具有成文法传统,普通法院法官断案原则上以成文法为依据,判例没有当然的拘束力。唯独在行政法领域,法国很早就建立了行政判例制度,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具有当然的拘束力。行政判例在法国行政诉讼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极大地提升了行政法院的公信力,法国行政诉讼制度至今亦为世界所尊崇。就我国行政立法与行政审判的现状而言,迫切需要建立行政判例制度,法国行政判例制度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转变——基于人才工作视角的观察与思考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从"斗争哲学"转向"和谐哲学,"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执政理念和执政哲学的根本性转变。人才工作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笔者试从人才工作这个视角来探讨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转变。     

创新社会治理机制：从单方强制到多元协作

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治理机制具有单方性、强制性和索取性的特点。新时期,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应该实现三个方面的转变:在治理理念上实现从"索取"到"服务"的转变,在社会治理主体上实现从单方到多元的转变,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实现从强制到协作的转变。     

法治是反腐倡廉之本

本文提出反腐败是个法律问题,并从腐败的特点和规律、我党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从我国国家和法的性质上阐明了法治是反腐倡廉之本。所以说:腐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反腐败的方法是否正确,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态度,用正确的方法,腐败问题就一定能够解决。既然反腐败是个法律问题,我们就应当用法律手段来解决,也就是要依靠法治反腐败。因“法治”能从根本上预防、限止和杜绝权力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