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

现代化建设中凸显的各种弊端引人深思，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为我们深刻地反思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提供了理论参考。目前我国学者已经在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构建历程，分析社会批判理论主题内容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试论走向生活世界的教学

理性向生活世界回归是当代哲学的基本走向,它所倡导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的转变对教学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理性的转向在关系维度上表现为从实体性思维走向关系性思维,关系性思维的确立,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解决当代教学论研究中的一些难题,并树立科学的现代教学过程观.理性的转向在价值维度上表现为从工具理性逐步走向价值理性,价值理性的确立,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和评价师生关系,实现传统教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政府房地产调控的法学透析——以公权力的运行为视角

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是政府提供的一项“公共物品”，是政府各种行政权力运行的结果。从行政法治的角度分析，政府调控行为既要符合合法性的要求，又要符合合理性的要求，而目前调控行为中的“房产税”、“限购令”等措施在合法性、合理性方面都存在问题。     

论对实践的提问

对实践的提问是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在实践活动中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实践活动的一种内在要求。对实践的提问受到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其中主观因素的制约起着主导的作用。改进和完善对实践的提问对于确保实践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合理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认知思维到情动思维——裁判思维客观过程之研究

认知思维与情动思维是司法过程中前后相继的两种思维方式,它们在形成裁判结果的机制中行使着不同的职能,并且前者在裁判中必然要向后者发生转换。但是,法官必须对此种转换之程序、原则和结果予以合理性论证,否则,易遭受裁判恣意之诟病。     

常识与理性（八）：司法理性之逻辑与悖论

基于司法理性之逻辑必然，现代司法在迈向专业化或者职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贵族化与精英化之内在趋向。其中，专业化程度被认为是引领司法达至“效果最优”的基本要素，但贵族化趋向则被认为是诱导司法走向“悖论”的基本因素-它使得司法很可能被异化为一个远离大众、甚至背离常识的封闭市场。为弥补司法职业理性之缺陷，化解其内在的逻辑“悖论”，有必要在制度安排上为生活理性渗入高度职业化的司法过程设置某种管道或者窗口，使得司法程序、法官质素以及司法判决更具包容性，并为包容性司法之成长创设制度环境。     

走出程序和权利的洼地——哈贝马斯理论考察下的中国刑事法治

哈贝马斯对于当代学术的影响力几乎涉及到各个学科领域。在刑法领域，经由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其关于商谈理性和普遍交往之理论尤为重要，以此我们可以从程序刑法和权利刑法的角度对我国刑事法治进行解读。     

诱惑侦查在系列强奸案件中的适用研究

系列强奸案件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刑事案件,能够对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在侦查系列强奸案件中不可避免要使用到的一个手段是诱惑侦查,而诱惑侦查又是一种饱受争议的侦查,批评之声甚多,因此,很有必要从合理性、可行性以及使用的原则等方面对诱惑侦查在系列强奸案件中的使用进行分析并予以规范和引导。     

论法律与理性

理性作为非权力话语 ,是法律人自我理解的前提 ,而自我理解又是法律人自我存在的依据。法的规律性认识可以通过运用人的本能的理性来获得 ,理性已不单是一个人的理性能力问题 ,而涉及主体相互间的语言沟通、交涉与理解的架构。我们对法的理性的理解 ,通常是从认知理性与道德或实践理性两种意义上来认识与讨论的。人们对法与理性的认识不是被动意义上的认识 ,而是一种解放性、扬弃性的认识。所以 ,法的理性还是一种批判能力。法的信仰不能超越理性。信仰一旦超越理性、为信仰服务 ,则将导致理性丧失生命。如果我们不能正视或无力回应当前理性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 ,我们就无法切实地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充分而有效的理论支持。     

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

认识论是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追求客观真实是刑事诉讼的主要目标之一。认识活动是判决的基础 ,构成了诉讼活动的主要内容 ,其中在审判阶段进行的证明活动的就是通过举证、辩论达到说服裁判者使之形成特定认识的活动。证据法的另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法律价值及其平衡、选择理论。本文批驳了贬低诉讼中认识活动的意义和将认识论摈除于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观点 ,对于证据规则的工具价值进行了正面阐述 ,并对于马克斯·韦伯的“形式理性”的概念进行了诠解 ,同时提出了证据法价值的多元论观点 ,指出对于存在冲突的法律价值应依特定的标准进行权衡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