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规范的内在不平衡结构

占统治地位的法律规范结构理论因为背离了结构分析所要求的存在论论域而难以站得住脚。通过对构成规范的要素及其逻辑关系的“共时性”考察可以看出,法律规范乃是由作为规范性存在的两种规则形态即调整性规则与管理性规则构成的偏正结构：前者表达了规范的目的,而后者则是规范目的实现的手段。目的与手段的分离所造成的必然后果是工具理性的法律现实主义,由此法律的规范性下降不可避免,此即法律自身的悖论所在。     

走出中国法律近代化“艰巨性”的误区——学会用中国式思维解决中国法律问题

中国不具备西方当时法律近代化进程时的历史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法律品质与近代化法律品质是相悖的。相反,中国的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中的“和平”、“统一”、“道德”性和“包容”性,与近代法律品质不仅是相通的,而且更具有内在逻辑上的超越。另外,中国法律的道德化传统使人们始终能够认清个人与他人之间是不可或缺的关系,从而从根本上抵制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倾向。     

中国人的现代化面临的艰难与对策

实现人的现代化 ,提高人的素质是中国实现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关键。在现阶段 ,中国人的现代化的艰难性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人的心态失衡阻碍着国民的现代化进程 ,一是社会阶层的分化给中国人的现代化造成的挑战。这需要我们给予理论与现实上的回应 ,走出一条适合中国人的现代化道路     

山西农村青年思想状况、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山西省农村青年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搞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表现出务实、开拓、进取、突出个性和理性的思想特征。同时,由于山西省特有的生存环境、文化底蕴以及历史影响,山西省农村青年又表现出独有的特性。山西省农村青年要以理性与非理性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思想状态应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和变化必然存在一定问题。对此,我们不能不充满担忧,需要针对这种情况找出相应的对策来进行调整。     

对反倾销法存在合理性的再思考

倾销与反倾销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法律问题。反倾销并不具备充足的经济合理性 ,但从法律及社会的角度实证地考察反倾销法的实质与形式合理性 ,却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国际社会为此种矛盾的解决已进行了大量努力 ,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思考     

浅谈当代中国检察机关宪法地位的合理性

对检察机关宪法地位合理性的探讨是近期法学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关系到检察机关的长远发展.通过研究我国检察制度的沿革和现代检察制度的起源,并对当前一些主要观点进行分析,认为当代中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是有着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唯有在坚持的基础上不断加以完善,才能真正实现司法公正之目的.     

论宗教信仰重建的内在发生机制

宗教信仰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认知和价值的统一.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具有稳定性.宗教信仰发生重建的条件主要是环境变化、价值观念变化、感情上发生重大波折等.宗教信仰重建的内容也主要在上述方面.     

刑法、理性与人权保障

启蒙运动开启了法律的理性纪元,从此理性作为法学中的一个常用概念,表达了人类对安全、自由、平等、幸福、人权的渴望。法治是至今人类所能发现的较为理想的治国形式,因为法治符合人类理性。刑事法治是法治的应有内容,刑法制裁手段的两面性决定了刑法理性是刑事法治的应有品质,这一品质通过刑法立法、司法环节得到贯彻。刑法调控范围面与度的适当、刑法内容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理性司法即通过罪刑法定对司法权力进行制约,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手段。     

略论中国检察权

中国检察权的产生不仅借鉴了国外的检察制度 ,而且深深根植于中国固有的法制文化。中国检察权是以法律监督为主要职责的一种特定权力 ,这个定位是与宪法的规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分不开的 ,是从司法实践中逐步创立的。与国外任何一种类型的检察制度相比较 ,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 ,都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但是 ,中国的检察权在实践运用中也确实存在许多问题 ,需要加以改革和完善。     

法律史上人格制度的演化

不同的时代有关于人格的不同的立法政策，在法制史上，人格制度经历了身份化、理性化以及普遍化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人格的身份化时期，法律以等级制“身份”为依据，将一部分人宣布为法律上的“非人”；在人格的理性化时期，强调人格的理性内核，同样将妇女、奴仆等排除在人格的拥有者之外。只有在人格的普遍化时期，法律上才承认每个人都是拥有平等人格的法律主体，由此在人格制度上完成了法律由野蛮、专横到文明、人道的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