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立法的有限理性及制度完善

立法的有限理性存在的根源表现为立法人员的知识或知识结构的偏失、立法人员的个人偏好、立法中信息源的不足以及立法信息传递的中间层级的失真，由此而可能造成立法质量较低、立法的可操作性不强以及立法成本大，立法效益降低等情况。对立洪的有限理性的制度完善方面主要要在立法中建立专家委员会咨询制度、立法助理制度以及立法听证制度。     

理性的失落——对"器官异位案"的理性思考

法律对于理性人的假设,使法官在疑难案件的裁判中举步维艰。但任何一个具有正义感的法官都不应屈服于人类的有限理性。突破理论与实践中意识形态的束缚,创造性地适用法律并以此实现个案正义,是法官的必须选择。     

再评洛克财产权劳动理论——兼与易继明博士商榷

尽管洛克财产权劳动理论给作为一种私权的知识产权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哲理化的解释 ,但由于未界定劳动的内涵与外延 ,未准确处理劳动与资本等生产要素在配置财产权时的关系、劳动与劳动成果异化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以及时代限制等原因 ,因此在解释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合理性时 ,还存在种种缺陷。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权及与之配套的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取决于劳动、人格、经济学上的效率以及法理学上的公平等各种因素     

论复杂问语在刑事讯问中使用的合理性与条件

复杂问语在刑事侦查问话中是一种谋略手段,在刑事侦查问话中有着其明显的合理性,但必须有条件的使用。即:在掌握犯罪嫌疑人确凿证据的条件下使用;在对某件事情极端怀疑的情况下使用;在犯罪嫌疑人明显说谎的情况下使用;在犯罪嫌疑人口供矛盾的情况下使用;在根据证据和事理推断能深挖犯罪的情况下使用;在侦查线索不明朗的情况下使用。     

比例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的引入和应用

行政比例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都是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控制,但二者仍有不同之处,比例原则包括三个子原则: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其更具有操作性,比例原则引入我国,可应用于我国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司法之中。     

在我国未成年人诉讼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其合理性研究——以未成年犯作为特殊被害人为视角

将未成年人诉讼中的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概括为被害人主体地位的回归、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当原则从绝对到相对的理念转变以及恢复性理论、平衡理论或叙说理论都是存在问题的,为在我国的未成年人审判中引入刑事和解寻找一个坚实而科学的理论依据,尚需学界同仁的坚苦努力和不懈探索,在当前,可以暂且将在我国的未成年人诉讼中引入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建构在合理性之上。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作为错误行为的前提分析——关于一种纵向政治关系合理性的探讨

纵向政治关系是靠推行和执行政策来构成的,其合理性制约着政治的效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具有必然性、普遍性,但作为错误行为则是有条件的,实践中不加分析地给予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有害的。要稳定政局,维系、发展、提升纵向政治关系,就必须确保纵向政治关系的合理性,特别是保证政策的合理性,尽可能防止或及时纠正政策的不合理性。     

法官法律知识的本源与确证——以法官的实践理性为视角

法律作为一门独立的体系知识而与其他知识区别开来是人类社会分工及知识分化的必然结果。法律知识具有其内在价值,对于法官来说,法律知识本身就是一个自为的目的。法官的知识就是对于正义等理念的沉思。法官必须具有将抽象的法律规范同特殊的个案事件联系起来的司法技巧与方法。法官必须要精通法学领域内的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论修养。法官的司法实践必须以法律知识为前提。法官既是法律知识系统,同时也是司法行动系统。确认法律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法官应该理性地思考,在现代法律规范中,所有的规定都应该与人类理性的基本价值、人类行为的实践合理性等基本要求相一致。确认法律必须体现自治的原则。法官要力求达到掌握最完全的法律知识,力求达到最高层次的法的确定性追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一种知识形态的考察

亚里士多德把人类的知识划分成三种类型：理论知识、实用知识、制造知识。三者对应于后来所说的纯粹理性、实践理性、技艺。按照这样的知识分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既具有实践理性的属性,也具有技艺的属性,但是,它在通常情况下,并不具有纯粹理性的属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这种知识属性,有助于辨析当代中国法律人的社会角色及其类型。     

对司法解释"立法化"的思考

随着司法解释在审判工作中的广泛应用,其所谓"立法化"的问题也引起了很大争论.本文通过对司法解释的概念及其权力来源,立法权与司法解释之间的界限的阐述,为司法解释"立法化"做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定义.在对具体情况讨论的基础上,结合司法解释中的具体条款的分析,进而明确司法解释"立法化"的具体表现,并对其合理性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