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国法律文化的发展轨迹——以刑法文化的发展为视角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家权力主义和刑法工具主义色彩极为浓厚，政治国家占据着垄断地位，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法律文化的传播使我们看到，作为法治的根本标志之一的刑事法治，以刑法限制国家刑罚权，包括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限制，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是人类社会的长期追求和共同期待。因此，我们要建设法治国的法律文化，使法律真正起到平衡利益、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的作用。     

按份共有分割请求权若干问题研究

基于对按份共有分割请求权的整体思考，理论和实务中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共有分割请求权的性质，分割协议的性质、分割协议达成与否对诉讼分割的影响、分割协议上的请求权与诉讼时效的关系，诉讼分割中的拍变卖分割方法、分割请求权的代位行使，分割请求权所受限制登记和动产查封的限制，分割请求权行使的法律后果即分割效力的发生、法定抵押权的设立、对共有物上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等。     

警察权法律规制体系初探

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强制性的国家权力,警察权比一般权力更为明显地具有利与害的"双刃剑"特性。对警察权进行必要的规制是保障警察权发挥积极作用的必然要求。对警察权的规制方式有多种选择,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状态下,法律规制已成为对警察权实行规制的最佳方式。警察权法律规制体系的构成及其各构成环节具有自己特有的内容;应在对警察权法律规制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其进一步完善的途径。     

误收假币后故意使用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初探

误收假币后故意使用的行为具有刑事可罚性,应当以使用假币罪定罪处刑。在犯罪认定时,客观要件之中的“使用”行为不应以置于流通为必要;只要能够根据基础事实予以合理推定其主观上为“明知”,就足以认定其符合本罪的主观要件。由于该行为的期待可能性较小,因此处刑时应结合我国针对误收假币后故意使用行为的立法变动情况,对于数额较大的情形原则上只判处罚金刑,而是否侵犯公私财产权这一随机客体也具有影响量刑的功能。     

试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的几个问题

以德治国,是党中央治国方略的重要思想,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并不是否定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地位,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以德治国的正确实施能够促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是一种他律与自律的关系,个体的道德自律是法律他律的基础.以德治国的出发点在于解决市场快速发展与滞后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尖锐矛盾造成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兼治民德与官德.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思想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江总书记提出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并举思想，是“法治”与“德治”辩证法的科学总结；是发展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它不是简单的施政策略，而是新时期治理国家的伟大方略，所以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论加强海关缉毒国际合作

全球性的毒品泛滥愈演愈烈,对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尽管各国海关国际缉毒执法合作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面对世界性的毒品危机,必须采取全球性禁毒战略,加强各国政府,尤其是加强海关之间的禁缉毒合作。     

城乡结合部农民犯罪问题的思考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我国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刑事犯罪现象日益凸显,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当前我国城市中,农民犯罪多集中在城乡结合部。这些地区已经成为维护城市社会治安的关键地带。认真分析和研究当前我国城乡结合部农民刑事犯罪的现状、特征,对有效治理农民犯罪,维护良好和稳定的社会秩序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目标管理促进政府高效行政的探讨

目标管理作为一种“自我控制”、民主参与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高效行政的实现,离不开合理设置组织目标以及对目标完成情况的科学考核。     

中国伦理传统的“德治”与“治德”

自周初德治主义的萌芽至汉朝中国伦理传统“德治”模式的确立，其间历经管仲以法为主的德法结合论、孔子的以德治国论、荀子的礼法并重论等治国理论。然而，基于批判秦朝“法治”实践发展起来的汉朝治国模式，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下走向了纯伦理化的“德治”。与之相应，其培养“德治”主体道德素质的“治德”范式呈现为片面的伦理型特征。自汉至清历朝历代由盛而衰的“德治”循环实践证明：伦理型“治德”前提下的“德治”陷入了“德治”悖论。化解“德治”悖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选择是全面认识、借鉴吸收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治国理论及其“治德”范式，促进“治德”的伦理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