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议决权的法理分析

重大事项议决权是地方人大常委会的一项法定职权.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这一职权具有从属性、抽象性、综合性.行使重大事项议决权要坚持自主创制性和民主参与性,同时还要注意到实体和程序的结合性.地方人大常委套应就重大事项不议决与议决不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或政治责任.地方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议决责任的问责主体有原选区选民和原选举单位两类;问责方式主要是罢免.     

社会环境的变化对警察执法公信力的影响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公安工作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各方面的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年来,我国警察执法公信力之所以受到各方的关注,其原因不仅在于公安机关本身,还在于公安工作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如行政权力干预、民生问题、公众的认知、新闻媒体的报道等都会对警察执法公信力产生影响.     

人民调解制度的创新与发展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人民调解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实务中,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创新,人民调解组织不再局限于村委会和居委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员不再局限于村民委员会成员、居民委员会成员及群众选举产生的公民;人民调解协议具有合同效力;人民调解与诉讼（司法）实现了有效衔接与对接。在调解全球化的趋势下,要保持我国人民调解的活力,并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人民调解在我国纠纷解决体系中的地位,更好地处理好人民调解与诉讼的关系,深刻把握人民调解的正当性基础,严格规范人民调解员的行为。     

基于村庄调查的农村留守人员问题研究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城务工,大部分妇女、儿童和老人成为农村留守人员。本文在对湖南省双峰县梅龙村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农村留守人员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做好农村留守人员工作的对策。     

陪审制的分权机制与证据法的发展

针对我国人民陪审员制目前面临的“陪而不审”、“审而不议”之晋遍困境,本文探讨了西方国家陪审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认识到“分权是陪审制成长的基本条件”;详细探讨了我国“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现象的主要形态,指出没有实行分权是造成这种困窘局面的根源;讨论了正在兴起的河南人民陪审圆制度的进步意义与局限性;主张我国应当建立以分权为首要特征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为此需要立法机关制定有关陪审团如何与法官分享裁判权的制度,其中最关键的是制定证据法和陪审团法。     

从苗族古歌看苗族传统林业知识

有“苗族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之称的《苗族古歌》综合反映了苗族古代社会的情况。传统林业思想是其科技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以古歌原文为依据 ,论述了它所反映的制种、整地、播种、移栽、砍伐、使用等的全过程。展现了苗族为丰富祖国林业文化所做出的贡献。     

全过程人民民主:时代价值、制度基础与实践空间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全新理论命题。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对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探索,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逻辑,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探索历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坚实的制度支撑、规范的运作机制、具体的程序设计,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形态,既突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显著特色,也彰显了具体民主形式中所蕴含的人类共同价值。在新的历史起点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理想与现实、普遍性与特殊性、制度与实践的平衡中,适应人民群众对美好政治生活向往的需要,有目标、有步骤、有重点地积极推进。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建设服务型政府意义解析

人民满意已成为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根本目标,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必须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的价值导向。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契合了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实践之需,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以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撑,彰显了强烈的人学意蕴,并且使其有了新的价值指导和新的评价标准。     

Performing the ‘India Permitida’: The Counter-Gift of Indigenous Women Targeted by 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ogramme (Chile)

Relying on ethnographic data, this article critically analyses the pro-mining position adopted in Chile's Atacama Region by a group of Diaguita women who benefited from 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programme to revive indigenous culture. While the desire to escape from poverty (salir adelante, moving forward) appears as the main reason for participating, the benefits generated a sense of indebtedness resulting in allegiance to the company. The investigation also shows how this programme played a part in building a scenario in which indigenous females perform subjects apparently more suited than men to the neoliberal and multiculturalist governmentality of the Chilean State, whose politics favours mining.     

“法律监督机关”的立法内涵、演进逻辑及内在机理

“法律监督机关”是我国宪法对人民检察院的性质定位。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首次将“法律监督机关”法定化,立法内涵为注重法律监督下重建法制权威,是在中国检察理论和实践中形成的机关,侧重刑事诉讼监督和打击犯罪。1982年宪法使“法律监督机关”成为了宪法规范上的国家机关,基于宪法职能和诉讼制度改革而侧重于加强诉讼监督,并在监察体制改革下进行了自我更新,成为与监察委相互配合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机关。“法律监督机关”内涵演进的内在机理是人大体制下权力分工模式的必然要求,落实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选择,以及参与宪制层面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法律监督机关”概念内涵具有延展性,会随着立法修订和制度变迁衍生出新的内涵和解释,不断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理论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