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文化帝国主义问题

由于资本主义的扩张不能完全依赖于军事征服,文化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必然走向。文化帝国主义的基本结构是:器物上的文化帝国主义是基础,制度上的文化帝国主义是整个帝国主义的最终目标,观念上的文化帝国主义更具有操作的关键性。在当代,现代化的全球化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纳入西方的文化叙事结构之中,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不断深入研究现代化神话后面的东西,学会以全球的方式思考和行动。     

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胡锦涛关于“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概括,科学地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在我国的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只有巩固和发展这种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才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     

言息公开法中的国家安全例外浅议

国家安全例外是信息公开法公开例外的一种。国家安全例外可以细分为国家安全、国家防卫、国际关系和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信息。国家安全例外的保护机制有损害测试、公共利益测试、部长否决权制度、存在与否机制等。我国应在未来的信息公开法中对国家安全例外进行立法,通过严格界定国家安全,引入损害测试、公共利益测试和存在与否机制来对国家安全例外进行周到保护,并同时实现信息公开的最大化。     

符号学和逻辑学的关系

符号学是一个跨学科的新兴研究领域,是一门交叉性的学科。符号学和逻辑学研究的新进展证明两者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阐释两者的关系有助于推动符号学与逻辑学的发展。     

国际人道主义法与国际人权法之比较

国际人道主义法旨在为一方权力之下的武装冲突受难者提供人道主义保护 ,保护的是战争中不与军事必要相冲突的人权 ,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一整套国际实施机制。国际人权法旨在为所有作为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提供平等的保护 ,它适用于任何个人和任何情势。人权纳入国际保护始于二战结束以后 ,它主要由国内法来保障。由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在对个人权利的保障上存在着共同的价值取向 ,容易使人们混淆两者之间的关系 ,其实两者是国际法的不同分支部门 ,但它们存在着交融之处 ,并互相影响、互相作用。     

浅谈如何做好基层工会工作

在新的形势下 ,做好基层工会工作 ,首先要理顺党、政、工三者关系 ,在抓好日常经常性工作的同时 ,搞好民主管理 ,加强工会的自身建设     

试论郑观应的民族观

郑观应既有民族优越观,又有民族平等观,二者的对立,在他资本主义商业民族观中又得到统一。这种以“对立”、“统一”为鲜明特征的民族观,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更是他对历史发展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党政关系的历史考察和现实思考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对党政关系的探索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前的党政关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时期的党政关系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党政关系。通过考察这段历史，不难看出，每一个阶段的前期都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后期却被迫中断。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     

从排斥到融洽：外来农民工社会关系嬗变——以宁波为例

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既是一种经济活动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宁波市针对外来农民工在流入初期的社会排斥现象进行了制度改革，使外来农民工获得了平等的社会地位，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关系得到了健康发展。宁波的实践说明：外来农民工社会关系嬗变，既需要制度设置、政策安排等社会外置性条件的改革，也需要外来农民工的主体后致性因素的提高，双方良性互动，才能较好地达到社会融洽。     

震后恢复与重建中法律关系变更问题研究

汶川地震发生后，在灾区恢复重建活动中遇到的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因为法律关系变更导致了大量的法律纠纷和社会矛盾，因此，如何在制度上建立一套规范有序的程序来解决地震灾害所破坏的各种财产关系、人际关系成为法学界和灾区所关注的重要问题。震后恢复重建活动要高度关注权力与权力关系变更、权力与权利关系变更以及权利与权利关系变更三类法律关系变更问题。由于我国目前法律法规关于法律关系变更制度的规定不系统、不规范，致使最高人民法院只有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才能解决本来应当由立法机关加以解决的震后灾区各种法律关系变更所引发的法律问题。因此，要通过制定《紧急状态法》、《灾害对策基本法》和《灾害保险法》等等法律法规的立法途径，来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法律关系变更制度，为震后恢复重建工作提供更加充分和有力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