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刑法定原则的社会基础

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 ,当然离不了学者们的创构与证成 ,但是关键还在于社会的现实需要。在一定意义上讲 ,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与社会的现实结构紧密相关。在中国 ,伴随着一元化社会结构的是源远流长的刑事类推制度 ,而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和二元化社会结构的成长 ,罪刑法定原则终于实现了立法化。     

浅析经济国际化与当代劳动关系法律制度的变革

本文从经济法理论出发,初步分析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在劳动关系法律制度领域发动和推展的“去管制”运动的过程,指出新的经济活动形式,即经济国际化的加剧发展是其根本原因。在我国当前急需完善相关劳动关系法律制度中,尤其需要重视和研究这一问题。     

工会和集体谈判——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工会是集体谈判三方主体之一，其独立性、有效性等直接影响着集体谈判的功能和作用。本文借鉴国外集体谈判过程中工会的地位和功能，分析我国集体谈判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意义。     

失衡的公司利益关系与刑法保障

公司法上的利益平衡关系,应当围绕着以股东利益为轴心,向其他公司法主体辐射,从而构成相互制约与协调的利益平衡体系。由于公司法律文化传统的缺失,公司法上的各种利益关系严重失衡。虽有民事、行政保障予以规制,但因民事保障机制薄弱、行政保障效果衰微,不足以抑制侵犯公司利益关系的违法行为,为此,加强刑法的刚性保障,从立法模式、犯罪增修和刑罚设定强化规制就成为必然。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作为错误行为的前提分析——关于一种纵向政治关系合理性的探讨

纵向政治关系是靠推行和执行政策来构成的,其合理性制约着政治的效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具有必然性、普遍性,但作为错误行为则是有条件的,实践中不加分析地给予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有害的。要稳定政局,维系、发展、提升纵向政治关系,就必须确保纵向政治关系的合理性,特别是保证政策的合理性,尽可能防止或及时纠正政策的不合理性。     

利益关系的调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构建和谐社会”是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调整好各种利益关系,它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苏姗·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论浅析

苏姗.斯特兰奇是英国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她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把世界权力分为“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并从安全、生产、金融、知识四个基本因素分析国际政治中的权力结构。结构权力分析法克服了现实主义权力论解释国际政治权力的缺陷,是对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的一大超越。因而,对斯特兰奇“结构性权力”论的研究有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软警力”视域下的当代和谐警媒关系构建价值研究

当今社会警察与媒体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信息关系,两者有着趋同的价值取向和共同的社会责任需求,因此构建和谐警媒关系式提升"软警力"的重要途径。这其中包括提高警察形象的感召力、扩大警察的执法公信力、扩大警察文化的影响力和提升警察制度的吸引力等。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路径分析

2012年是＂九二共识＂二十周年,也是马英九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重要年份,两岸关系因此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随着国民党在岛内全面执政,大陆与台湾之间经济议题谈判基本结束,两岸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如何抓住新形势下的有利契机,把握大局因势利导,进一步巩固和平发展的成果？理清发展路径,挖掘有利因素、增添新的动力是非常关键和必要的。本文主要从路径设计、路径选择、路径建设和路径保障四个方面着手,由浅入深地分析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有效方案,预测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走向及可能面临的挑战。     

助人过程的初步分析——基于“成长向导计划”的实践研究

中国内地推行的＂成长向导计划＂是个独特的尝试,由在校大学生为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生提供近一年的＂一对一＂服务。双方的关系发展有四种类型：平稳推进型、先抑后扬型、始终平淡型、意外中断型。助人过程中有三个要点：向导被受导者及其家庭接纳;进入受导者的生活世界;向导寻找到行动的意义。最终参与计划的双方都获得了成长,但有些问题处理不当也会存在负面影响。在以后的项目运作中,需要引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