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警察行政处罚权的分阶段解析

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为样本，在警察行政处罚行为规范研究的基础上将我国警察行政处罚权分阶段解析为调查权、决定权和执行权，并以宪政理论的分权和制衡模式加以研究就能发现其权力属性上的模糊和含混。而只有含混中寻求清晰，方能为控制和规范警察行政处罚权提供可能。     

制度伦理视阈下公权力异化的制约机制

公权力易于异化,而制约公权力异化却是人类历史的难题。虽然近年来人们普遍强调从教育、制度和监督的综合治理模式入手来解决,但是从制度伦理视角来分析和制约公权力异化则还是更为清晰和有效的路径选择。     

汉代皇权与法律形式

广泛地收集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系统地考察了汉代法律形式———律、令、科、比、品、春秋决狱等,探讨相互之间的关系,指出汉代皇权是法律形式的权力渊源。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以人为本”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民生问题涉及到许多方面，简单地可以概括为两个层面的问题：生存权和发展权；注重民生问题，是党的宗旨和执政理念的体现；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体现了“以人为本”价值观。     

中国“官员问责”制度化进程及其完善

官员问责制是对没有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的官员进行追究的一项制度。自2003年我国发生“非典”以来，官员问责制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中央及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条例，使官员问责逐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官员问责走上了法制化道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官员问责”需进一步明确问责事由，增加问责对象，细化程序规定，加强群众和舆论监督，使官员问责制度日益健全和完善。     

论权力资源的法律调控动因

对权力资源实行法律调控,是法治的重大主题,是权力资源合法化的必经之途,是抑制权力弊病所必需。权力资源对社会历史有重大作用,但也容易滋生弊病:作为一种支配性力量,权力资源是使许多追求它的人堕入深渊的重要原因;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权力的行使常以不可忍受的压制为标志;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乃是世界上最肆无忌惮的力量之一;对自由和权利而言,最大的威胁和危险来自权力的滥用和权力的侵害。抑制权力资源的弊病,离不开法律调控。对权力资源实行法律调控,亦完全可能。法律可成为权力来源的制度渠道,先进的法律注重寻求国家生活的稳定和进步、社会生活的和平和安宁,因而对权力往往表现出来的侵略性、扩张性具有天然的抑制作用,发达的法律制度总是经常致力于阻止压制性权力结构的出现。权力和法律都是强力的象征,法律对权力资源实行调控是强强碰撞和强力之间的抑制和平衡。当然,法律对权力资源的调控作用并非没有限度。     

"第四势力"与"舆论监督"之比较

首先,本文通过比较西方学者和我国学者对其所下的定义来展开阐述并解释"第四势力"与"舆论监督"的概念。其次,探讨二者的相同之处,如:二者都体现媒体的基本职能,二者都不是绝对的自由,二者都体现公益性,二者都来源于公民权利。第三从法理的层面运用阐述二者的不同点:二者的主体性质不同、二者所包含的内容不同,法律对二者的要求不同,对二者的主要制约方式不同。最后,探求我国"舆论监督"的发展方向。     

多元制衡公共权力的机制创新

权力向社会的分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传统的权力制约机制在现代化社会中逐渐暴露其缺陷，因此，强调建立公民社会，以多元社会力量制衡公共权力已经成为人们新的选择路径。     

知情权概念辨析

知情权定义至今众说纷纭，成了一个受人尊重而又模糊不清的概念。笔者通过对知情权概念的全面梳理，发现知情权一词难以界定，主要原因是下定义的逻辑起点存在偏差。很多学者从信息的内容和范围出发定义知情权，也有很多学者从信息的获取方法出发定义知情权。由于信息本身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信息的获取和传播渠道也多种多样，以致知情权定义复杂多样。笔者从权利的性质出发，尝试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定义知情权。     

国际体系与中国的外交选择

"国际体系"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指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所构成的整体。由于国际行为体的现实互动行为具有不同的属性,所构成的体系具有不同的属性,因此从概念上讲国际体系具有多重属性而非一种属性。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分别阐述的权力、制度和观念所指涉的就是体系的不同内涵。在传统的国际体系观念中,权力政治居于主导地位。在当代,由于体系中制度与规范的因素凸显,因此研究者已不能再以权力政治的简单逻辑来判断国家间的互动了。认识这一点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进行战略评估都有重要意义。联系中国的对外战略选择,进行这个视角的思考尤为重要。面对具有多重属性的体系挑战,中国只有处理好自己的战略排序,对涉及规范、制度、权力的互动作恰当安排,才能顺利地实现自己的国家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