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行政可诉性

交通事故认定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法院能否作为行政案件受理,一直是学术界和行政审判实务界存在争议的问题,特别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争议更大,这直接影响了司法统一性和行政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从表面上来看,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民事争议中的裁决行为,起着一种证据的作用。但实质上,交通事故认定行为是一行政确认行为,当事人对此不服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国际组织法律人格滥用与成员国的责任

长期以来，成员国应否对国际组织的不法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存在较大争议。这一问题不论从理论上押或实践上都涉及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问题。从本质上而言，如果国际组织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成员国不应对国际组织的债务承担责任。但存在一些例外情况，在此情况下，必须刺破“国际组织的面纱”，由成员国承担共同或连带责任。关于国际组织的“主要责任”和成员国的“次要责任”赔偿顺序问题，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理应有权自主决定责任国或责任国际组织的先后次序。次要性并不意味着在处理求偿要求方面必须按照时间顺序进行。     

发达国家保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实践与启示

随着国外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发达国家保险业开始积极承担并努力实践自己的社会责任，不仅设立了专门的社会责任管理机构，将保险企业的社会责任制度化，而且善于将社会责任转化为自己和谐发展的商机。本文作者在分析其承担社会责任深层原因的同时，提出了对中国保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些启示。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法律援助制度建设

法律援助作为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其核心工作是合理设置法律援助组织机构、科学划分法律援助职责权限、有效保障及管理使用法律援助经费等。为此，应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契机，认真查找目前法律援助机构设置、职责权限分配、经费保障及使用管理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深入分析其成因，从制度体系建设层面对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进行有益的探索。     

贯彻司法为民 彰显人文关怀——关于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现代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源于英国，是体现司法人文关怀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肇始2004年，2009正式建立。随着实践的发展，司法实务部门和理论界对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也渐趋统一，但对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究竟应当如何定位，也就是说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法律属性是什么，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作为一项新生事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短期内不可能期望该制度全面解决刑事被害人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因此必须要将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与现行的其他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一整套刑事被害人保障机制。     

论被害人过错影响定罪量刑的根据

被害人过错影响定罪量刑的根据,西方有责任分担说和谴责性降低说两种学说。责任分担说从分析造成客观危害的原因入手,引出了被害人过错应当分担部分责任的结论;谴责性降低说着眼于加害人的主观面,提出了被害人过错会导致加害人应受谴责性降低的观点。两种学说均只揭示了事物的一个方面,并存在缺陷。主客观相统一是现代刑法的主轴,只有既重视主观又强调客观才能完整地说明被害人过错影响定罪量刑的根据。     

刑事被害人过错责任研究

在西方国家,被害人有过错具有积极的刑法学意义,它是减轻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法定事由之一。但我国刑法没有关于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的具体规定,造成刑罚适用上的不均衡。通过研究被害人过错责任、影响被害人过错责任大小的因素以及认定被害人过错的方法,将对定罪量刑和完善刑法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论刑法上的被害人同意能力

被害人的同意能力是被害人同意生效的要件之一，包括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两个要素，在判断上分为事实性和规范性两个层次。同意能力的确定没有统一的标准，既不能从刑事责任能力中直接推导，也不以民法上的行为能力为必要。在刑法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以刑法规定为准；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能简单照搬刑事责任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标准，而是应当具体考虑行为人的年龄和心智状况，结合案件发生的具体场景以及被害人支配的具体法益，综合考量加以确定。     

现行反垄断法中关于行政垄断的几个问题

要保护市场竞争，既要反对经济垄断，又要反对行政垄断。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构成、形式范围、救济与责任等问题作了规定。立法对行政垄断构成的规定相对比较科学，但其他方面的规定尚有待进一步完善。     

突破“事权与财力相统一”观念，构建现代公共服务体系

以“事权与财权相对应”来解决政府间职责配置问题的思路，无法揭示转移支付所蕴含的深刻政治逻辑，已与新体制发生了明显的不协调，应适时更新为“公共服务职责与财力相匹配”。因此，本文认为应通过完善的转移支付促成各级政府公共服务职责与财力相匹配，进而发挥转移支付的控制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