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视域下的新冠肺炎疫情应对

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应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和共享疾病的信息,并遵守世界卫生组织的临时建议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传染病暴发时的应对指南。国际社会在认真考虑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的同时,可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防疫措施,包括加强对国际旅行的卫生检疫。在境外疫情传播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我国必须加强边境检疫,防止疫情从境外输入。同时,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国际贸易可能导致该病毒的国际传播的情况下,各国不应限制国际贸易。一些国家采取的限制国际运输和贸易的措施没有明确的科学依据。即使在疾病流行期间,任何限制贸易的措施,也必须符合《关税贸易总协定》和《卫生和检疫措施协定》的规定。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显示有必要加强世界卫生组织在协调和防止新发传染性疾病国际间传播的职能和国家间合作的必要性。     

民间金融：自由与规制

民间金融具有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我国法律应对民间金融采取消极自由和利益平衡的价值取向。对具有较大影响的全国性民间金融组织予以立法规制,达到民间金融秩序法制化。民间金融本质是财产自由和金融民主,应引导民间金融良性发展,强化民间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培育民间金融市场。     

论中国行政立法程序的蜕变

自2004年《立法法》颁布以来,我国的行政立法程序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变迁。行政立法从规划本位转变到立项本位,起草从内部协调为主到法治、民主和效能的综合考量,草案审查的法治化和行政法规规章解释制度的改革等都体现了我国行政立法程序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警察追缉行为规制浅探

对违法犯罪嫌疑人进行追缉,是警察常用的缉拿违法犯罪嫌疑人的措施之一,但是对警察追缉行为必须进行法律规制。现行法律规制警察追缉行为有四种方式,但规制警察追缉行为的法律存在疏漏、矛盾和不一致等问题,规制警察追缉行为的法律需要完善。     

涉烟非法经营罪的司法认定初探

因非法经营罪的刑法条款规定不甚明确具体,在认定该罪时存在不同的理解和适用。本文通过分析涉烟非法经营罪认定中的三个关键问题,即"违反国家规定"的含义、非法经营行为的类型和"情节严重"的界定,对如何在司法实践中适用非法经营罪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在分析现有司法解释的基础上,提出应完善上海实践中的涉烟案件适用法律指南。     

讯问笔录中的法律体现

讯问笔录是公安机关刑事法律文书中非常重要且制作难度较大的一种文书形式,与现场勘查笔录、询问笔录合称三大笔录。法律规定如何正确地体现在讯问笔录中,是公安侦查人员要注意的问题。     

过渡性法规应当体现超前性

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独立,公平,规范,高效的鉴定制度,最终实现统一的司法鉴定体系。实现这一目标,一步到位.会有很大难度。因为这与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现状有较大差距。但为了与总体目标相衔接,在过渡期内制定的法规必须体现超前性,方能逐步实现平稳过渡。     

行政法规范术语与行政权范围问题探析

在我国行政法的立法文件中,行政法规范的术语与行政权的范围是非常密切的,即行政法规范的术语对行政权的范围具有决定意义,一个合理的术语既可以使行政权的范围相对明确,又可以使行政权的行使比较规范,反之,一个不大合理的规范表述则既可以使行政权的范围变得非常模糊,又使行政机关行使权力无规则可循。对于行政法规范术语如此重要的意义我国行政法学界并没有给予高度关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完整行政法规范术语的著作,而200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也似乎将这一问题遗漏了。因此,我们从目前行政法规范术语存在的问题、行政法术语表达与行政主体的关系、行政法规范术语的不规则与行政职权的不确定关系分析、完善行政法规范术语与确定行政权范围的对策等方面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     

我国传媒产业发展及其法律规制的调整

我国传媒产业近年来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发展传媒产业不仅具有现实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从社会效益和公共安全的角度,需要运用政策法律手段规制和引导传媒的行为。由于我国入世时对开放部分传媒产业领域做出了承诺,近年来相应地调整了传媒市场对外开放方面的法律规制。     

国家安全视角下南极法律规制的发展与应对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从法律层面界定了中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其中包括维护在南极等新型领域的国家安全。由于中国南极事业的开展须遵循一系列的南极法律规制,因此南极法律规制的发展对中国在南极的国家安全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南极法律规制的主要内容包括和平利用与非军事化、搁置和冻结主权要求、科学研究自由、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海事安全以及全面保护环境等。近年来,随着人类南极活动的扩展,南极法律规制出现了一些前沿性的问题,如南极主权要求国仍然强化权利主张,南极旅游和非政府活动、航空活动、特别区域保护等规则酝酿发展以及南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面临重新谈判等。这些趋势将对中国在南极的国家安全利益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可通过国内立法、发布政策文件、积极行使享有的国际法权利等途径来维护国家的南极利益。